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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的爭議在香港淹沒在躁音中，而在澳門的則是令人痛心的沉寂。在珠三角的對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界限：英語的一邊，害怕自治越走越遠；葡語的一邊，正在融合。在澳門存在著反常的進退兩難：澳門的權力界限──不是政制上，但卻是管治上的界限──寧願讓北京作出決定；在次序上優先；為未來操舵。但沒有免費午餐的，這樣有損自治。
在北京弄權不是不愛國。所有的省都這樣做。但香港的獨立激進人士導出兩個嚴重的問題：因望更自治和更民主而站在舞台作合理鬥爭，刺激到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由於澳門的政治癱瘓……這幫不了任何人：不論哪個制度亦然。
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或感覺到的──中國未來的政制多樣化。而為人所知的主要問題是北京的第二制度。一方面，中國經濟國際化通過這些更西方化的地區而讓這些地區的價值更高；另一方面，極權主義思想模糊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本來的原貌。
鄧小平設計使澳門和香港作為幫助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實驗室，並發展國際更接受的政策演變。首先，是為了舒緩台灣的緊張；其次，是為了戰勝西方競爭者在全球化的位置。然而，今時今日對立跡象的壓力仍然強烈：共產黨重新理解出後毛主義的民族主義，同時中國式改革的恐懼再次浮現。
特別行政區存在至今，作在封鎖線：屈服於中國經濟的西方，閉口不談政治和人道主道的爭議；北京在不必要的漂流中，於全球領導地位的認受性中受挫；香港走在錯誤道路上，不可能獨立而要求更多的民主；澳門聽命著，沒有任何主見。鄧小平是非常傑出的人。重新審視他的話將現更高價值。
古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