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是安文娜在澳門從事律師行業第三十年。她代表批判性、猛烈的聲音，但她的目標甚至不是有缺陷的司法，主要是「缺乏公正性的行政當局」。她甚至批評管治：「如果我們的政府有能力，我們本可以成為另一個新加坡，成為這一地區的世界典型」。行政長官應為此負主要責任，他的過失在於「完全缺乏戰略考量」。
—— 你在澳門擔任律師三十年了，是批判教育、法院、政府的主要聲音之一……這是一時的失望，或更確切地說是結構性的負面評價？
安文娜 ——澳門與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樣了。更大、更現代化，擁有國際範圍內的投資和無比發達、成熟的融資體系……如果我們的政府有能力，我們本可以成為另一個新加坡，成為這一地區的世界典型。香港不是那麼典型，而澳門擁有可以國際化的所有特點。然而，政府能力不足。尤其是本應領導政府的行政長官。我們不了解政府是否舉行製定戰略的會議，像葡萄牙或何厚鏵治理時期那樣。
—— 這反映為投資縮水？
安文娜 ——是的，這是因為完全缺乏戰略考量。當我們被問及有關新投資的前景時，我們無法回覆好消息。我們知道政府希望令經濟多樣化，但並未發出其認為是優先領域的信號。他們本可以選擇金融業、旅遊業、基礎設施、交通……企業只能指望項目、許可、外籍員工聘用被批准……但目前還沒有確定目標或優先事項；沒有戰略。一年前，我們行業協會、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律師、銀行從業人員等曾聚在一起開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目前，投資澳門不具吸引力。甚至不知道適應澳門需要花費多少時間。運輸工務司是我們的恥辱，項目被批准竟然要等待兩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 有來自北京的指導方針：葡語項目、區域一體化、經濟多樣化……
安文娜 ——幾天前，我聽到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說希望將澳門打造為金融平台，重點發展澳門的具體項目。為了舉例，他還提到融資租賃。但這到底與澳門有什麼關係？他說這些想表達什麼？我們看不出任何信號。他甚至不需要鼓動，因為有些人很感興趣。他只需要告訴我們，在這一或那一項目中，哪些可以實現，期限是什麼時候。但他連這些都沒說。
—— 投資失去了法律保護？
安文娜 ——當然！《土地法》的問題多次被談及。這部法律基於追溯力，徵用不給補償，違背所有人的期望，而且政府知道很多時候過錯方是行政部門。怎麼能這樣做？如果當前違背了過去所做的一切，我們就不再有未來。
—— 司法機關和政府一樣糟糕嗎？
安文娜 ——我們有很多好法官，尤其是葡萄牙法官，也有很多好的中國法官。但也有污點。例如，行政法院就是恥辱。我可以列舉一個能充分證明這一點的案件：在一起於行政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庭審後我們等了兩年才得到判決。期間儘管我們曾向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投訴，該部門表示不負責這方面事務；也曾向司法高等委員會投訴，該部門甚至沒有回复。如今我們提起上訴，但對方卻丟失了作為證據的錄音磁帶，它對於證明庭審內容是必要的，而且庭審內容與判決的結果相反。法官本可以在一個月內作出審判，但他卻花費了兩年，而且並未改變什麼。現在連磁帶在哪都不知道？！
—— 司法系統延誤還是適時?
安文娜——民事法庭運作良好; 我不對刑事法庭發表評價，因為我們這方面工作做得很少；但前任檢察長在任時期，我們不了解如何推進訴訟和其他方面的標準，如今，我們在努力改善。普通法院方面，一般情況下，沒有延遲。
—— 不存在缺少法官的情況？
安文娜 ——或許存在，但現有的法官正在嘗試按時或更快地審理案件。司法和民事法庭的速度很快；二審法院也很快，質量很高；行政法院是恥辱，起訴行政當局的訴訟程序缺乏公正性。否則也太巧了，因為90％以上起訴政府的案件都以敗訴告終。
—— 需要更多葡萄牙法官嗎？
安文娜 ——以前澳門法官的薪水很高，所以才能聘請到葡萄牙當時最好的法官。
—— 現在聘請的葡萄牙法官很少，但不是因為缺少資金。有意識形態的問題？
安文娜 ——有人擔心人們會說澳門當前沒有法官，所以需要依賴外部招聘。很遺憾，只有這樣才是重視司法，而且好的決定可以令本地法官成長和壯大。
—— 澳門律師公會主席華年達近日表示，葡語在法院被「全然不顧地蔑視」……
安文娜 ——是的，儘管在民事案件中，大部門判決，即使是由中國法官所作出的，都是用葡文書寫的。很多情況下，我們請求案件審理用葡語進行 —— 這是律師的權利 —— 卻不被尊重，但判決是用葡語書寫的。在刑事法庭和行政法院，這一問題更嚴重。出於概念理解、司法見解對比和法規理解，一位好法官必須掌握葡語。
—— 這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嗎？
安文娜 ——我認為有一些中國法官擔心如果不用中文書寫就會被視為不愛中國。但也有人認為：葡語不好的法官才用中文，因為審查較少。
—— 前檢察長被控近2000項罪名證明令整個體系遭受質疑？
安文娜 ——當然！而且他面臨的罪名都與他所從事的領域無關，這沒有意義。甚至看起來只是他人品有問題，但罪行與他所擔任的檢察長的職能無關；他在做服務外判的決定時是腐敗。這很奇怪；因為一個人不可能這麼雙極化。事實是，在他擔任法官期間，人們普遍表示，他並未履行應該履行的職責。
—— 控方是在保護這一體系嗎？
安文娜 ——我認為是。此外，對待控方和辯方態度的不平衡令人震驚。
—— 澳門法律植根於葡萄牙法律。由於法規改變了，實施文化也改變了？
安文娜 ——當前的實施文化環境是不夠透明、不公平、權利受限。法律被按照字面意思闡釋，當涉及被告權利時嚴謹地奉行原教旨主義。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衡量控方的利益和辯方的損失時存在雙重標準。
—— 這影響居民的生活和國際信任……
安文娜 ——如果沒有好司法，就不會有運行良好的經濟體系。如果沒有任何司法腐敗，行政法院就不會不公正。相反的是，我發現中國企業和歐洲或其他地區企業得到的待遇不同。我發現法院與中國政府和共產黨有特殊的關係。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從規則而言，法院有這方面的職能和自由。
來自「中國」的「希望」
安文娜一整週都在慶祝事務所成立三十週年，她選擇不邀請任何政府人士，因為「政府不關注司法，也未給予律師應得的地位」。她邀請的葡萄牙法官是「中國人害怕與之相處」，不想他們出現，除薈景閣和陸軍俱樂部的晚宴外，記者、朋友、客戶還出席了一系列慶祝活動，「薈景閣和陸軍俱樂部是葡萄牙人留下的痕跡」，晚宴有兩大主題：數據保護和良好的公司治理。
在慶祝活動的背景下，誕生了與大西洋銀行、澳門電訊、美高梅、盛世集團和金皇冠中國大酒店合辦的澳門企業治理研究所，這些是首批聯合創始企業是因為其「已遵循良好治理實踐」，且「擁有與國際合作夥伴工作的豐富經驗」，週一舉辦招募新夥伴的午宴的安文娜解釋道。它「在澳門是新話題，如果美國和歐洲給予這一主題應有的重視，或許他們可以避免經濟和金融危機，至少規模和它產生的影響不會如此巨大」。
第二個主題在一場與原為法官的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主任馮文莊有關的會議中被提及。 「這一主題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需要找到新科技、國家和公民保護之間的平衡」，安文娜總結道，她還重提了整個採訪的主題：「澳門正處於低谷期，因為行政當局未滿足人們的渴望，也不打算將澳門打造為值得成為的樣子。但我們還有希望」。
很顯然，北京被寄予眾望：「我認為中國不會忘記澳門，因為其有責任，也希望澳門成為中國區域自治制度成就的典範」。安文娜對本地政府的治理死心了，她請求中國以「關注卻遙遠」的目光看待澳門，儘管她一直強調要「尊重《基本法》保障的自治權承諾。她強調，問題是中國「很少看」澳門，「例如《土地法》的情況」；其他時候又「過分關注」，例如「希望將實際上不是澳門人的官員安插入澳門政府」。儘管如此，她總結道，「中國是成功的典範，我希望澳門也能成功，而且中國知道澳門為取得應有的成功需要什麼樣的平衡」 。
「給予中國律師優待的行政當局」
—— 1989年，澳門有40位律師。如今有近350位，大部分是中國人 —— 部分掌握雙語。葡萄牙治理期間，除了佔據好位置外，葡萄牙律師還擁有政治網路，擔任議員，擁有報社……這種影響已不復存在？
安文娜 ——律師仍然擁有這種影響力；葡萄牙律師則不是，因為行政當局顯然優待中國律師。意見書、仲裁或合同等，90％的情況下都求助中國律師。甚至有來自於這一制度的事務所。葡萄牙當局則很少求助律師，因為他們擁有很好的法律專家。
—— 如今，行政當局缺乏法律專家？
安文娜 ——缺少好的法律專家。大部分法律專家沒有掌握葡語；所以不是好專家。甚至因為他們來自不教澳門法律的中國大學，或本地。只剩下很少的葡萄牙法律專家 —— 少量掌握雙語的專家 —— 是好專家，大部分雙語很弱。所以行政當局才需要求助於律師。
—— 合理嗎？還是更糟？
安文娜 ——存在因支持行政長官和行政當局而產生的特權階級。也有遊說團、支持者和青睞者。當然，標準不是質量，因為有比這些事務所更好的 —— 至少是一樣好的。這是政府缺乏透明度和戰略的又一體現。讀讀政府施政報告就知道這些人腦袋裡沒有任何想法。他們可以沒有想法，去僱傭外地員工，像新加坡一樣。但當前政府又沒有開放這條道路。
—— 葡萄牙律師在澳門的空間堪憂？
安文娜 ——不，因為必須如此。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質量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葡萄牙法官和律師，就不可能有好法律和好司法。
古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