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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民主國家，在他們想行動時總是道貌岸然的，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在適合的時候表現仁慈和游刃有餘。他們總是著眼於過去的帳目和未來的利潤。
現在葡萄牙的民主派人士就在安哥拉鼓吹民族和解政府。在野黨「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的崛起尤其認證這點—對選舉舞弊的懷疑也是如此—而且，在執政50年後，執政黨「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黨」不會親自用雙腳走下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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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的選舉適逢在若澤(José Eduardo dos Santos)去世時。他的離世不僅是歷史的一章，亦預示著政權本身的葬禮。那位前總統知道如何利用投票箱來模擬民主的假象，藉着石油維持一個軍事化的寡頭政治和國際社會的支持。
現任總統洛倫索面對的情況不同。但他藉着親美平衡了外交關係，而這損害了若澤先是與莫斯科，然後是與中國的親近。然而，安哥拉的挑戰遠比在國際聯盟看到的要複雜。和平之後，他們從未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當沒有麵包的時候，每個人都在責駡，沒有人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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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當下有一個趣怪的平行時空。隨著何鴻燊逝世，不僅政治體制發生了變化，而且經濟體制的基礎也倒在了地上，沒有任何嚴肅和可信的替代方案。中國設計了葡語國家的關係（至少從經濟角度來看，迄今為止是失敗的）以及一個仍然非常不一致（並且被內地本身接連出現的危機所阻撓）的區域一體化。有一個無可否認的措施可以展示任何政治制度、任何經濟體系的情況：社會混亂指數。它不可避免地在增長，且會被看到。
*《平台媒體》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