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至1975年6月期間，留給我一段不確定且混亂的記憶，我無法用很多細節描述這段記憶。可以說，我當時被夾在角落裡。1973年底，我從高中輟學，1974年3月進入葡萄牙軍隊（這是葡萄牙軍隊在莫桑比克最後一次招兵），當我在博阿內服役時，發生了四二五革命。
我或多或少漂流在回歸大都市的大規模外流葡萄牙人中間，其中包括軍人、員警、公務員、商人、企業家、妓女、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而20歲的我作為軍隊中的下士，我與等級一樣的其他人一樣，承擔在郊區巡邏的任務，那裡我看到很多白人殖民者的資產被改為食堂、建築工地、家禽或豬養殖場，有些甚至被燒毀，我看著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因無法控制的集體強姦而歇斯底里。我和六名一起巡邏的士兵看到。我仿佛覺得一切與我無關，因為我無法理解發生什麼事。我有一個女朋友，羅莎，每週末我都會和她一起在蘇莫賴爾區附近的上美廣場，租一輛計程車去7月24日大道盡頭的皮里皮里餐廳吃卡菲爾雞、喝啤酒。
以我的年齡，我拿到的薪水已經算可觀了，我是下士，單身，所以不得不支付一些不屬於我個人需求的花費。所以我經常租的不止是一輛，而是三或四輛計程車，和我的朋友及其女友一起去皮里皮里餐廳。在我們吃吃喝喝的時候，計程車司機在等著我們。然後司機帶我們回到郊區的馬哈飛俱樂部跳舞，在足球場看台的黑暗中，每個人及其女友都看到在羅比兄弟街發生的我們不會講述的事情，它是一個即使我們醉得不省人事的時候都不會提及的秘密。
之後一切都結束了。經過三十年後的沉默、離開和忘記，我再次和羅莎（在葡語中「玫瑰」的音譯）相遇。是她認出了我。我們一起去酒館，她向我講述她在不從事原先的職業之後，去了馬桑熱納當老師的歷程，據她說，在馬桑熱納，她認識了很多運動領袖和地區領導，她這次回馬布多是因為選舉運動。
「我住在我姐姐家。今晚我想讓你陪我走走。生活一直待我不好。我們去市場買點菜。家裡的冰箱裡還有兩隻雞。我想和你聊聊」。週一的早晨，我和她分開，滿身疲憊地帶著一塑膠袋背心和帽子回家，故作鎮定地說：「我在古阿瓦街區和馬魯阿茲河挨家挨戶地宣傳選舉運動」。我很高興，因為與羅莎的再次相遇，也因為我是為了一個好理由對我的妻子說謊”
* 薩凡納獨家/《澳門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