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影響力-和歐盟委員會本身-美利堅合眾國和布魯塞爾串通一氣，控制預算赤字，而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卻擔任了個劇本的主角。有趣的是，華盛頓卻選擇了與此相反的做法：首先啟動美元印鈔機，擔負起通貨膨脹的成本和赤字的重量，通過反週期的政策來緩解2008年經濟危機的巨大壓力，給與企業和納稅人充分的時間來消化房地產和金融市場泡沫破滅的影響。人們感受到不同的歷史背景：德國人重視勞動文化和貨幣的穩定性，已經被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大屠殺嚇壞了；美國人則喜歡保持經濟繼續運行，他們已經在1929年金融危機中學到了，對公共帳戶的癡迷導致了誇張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政策的出台，這種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告結束。現於巴黎出現了來自北方的反對新教倫理的暴力言論。與此相反的是，在葡萄牙則出現了一個布魯塞爾的預算（3%的赤字）更為嚴格的預算方案（2.7%的赤字），法國承擔了4.7%的赤字，
將自己凌駕於預算自主權之上，而且拒絕通過加稅來支付開支、拒絕經濟衰退、拒絕國家解體。這樣一來，高盧人又重新開始南方人很久以前就已經癡迷的論爭了。
除了人們的生活水準以外，歐洲重建的故事的第一個信號，對於全球的資本主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當全球的消費市場依然繼續呈「J」型徘徊時，難以想像我們會看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復蘇，這種“J”型甚至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沒有底線的戰略大轉折的「I」型。中國、巴西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在為歐洲的衰退、出口的下滑買單。小覷公共帳戶的嚴謹性和國際借貸支付，這是非常危險的，但是打破經濟全球化的本身的邏輯，拉平消費、創業和重新窪地同樣也是非理性的。只有產品在移動、服務有市場時，才會有經濟；而且在沒有開發出第二個系統的情況下，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的方法只能夠依靠發展經濟。即使是改變目前的戰略-不是流動的，也沒有安全期限-歐洲也將會花費很長的時間來恢復戰後所發揮的作用，這種作用基於允許重建的大規模貸款（馬歇爾計劃）。這意味著，中短期的希望要放在亞洲，即中國和印度的消費市場。這種情況，就又帶來了一場新的論爭，在這種論爭中，在香港大街小巷或者在台灣的陣營裏也可以感受到民主和人權的普遍性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新興經濟體市場演化的相關性，是否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妥協；或者，與之相反，僅僅導致經濟增長的國際相關性，對於文明的其他方面概無影響。
這些就是這場論爭中的論據，未來的世界同樣也將被亞洲大國所影響-這些亞洲大國有著所有的優勢，還不包括其他的優勢。但是，或遲或早，布魯塞爾都將會意識到，它的經濟復蘇節奏-和政治影響力-同樣也將決定是否接下來的意識形態領域和文明的論爭，在亞洲和美國之間是否將是無效的，即，是否「舊大陸」將對新世界有著某些話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