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重返澳門，其象徵意義遠遠不止於城市交通之便利。更重要的是，這標誌著澳門正在嘗試，重新與在其他地方早就司空見慣的一種「現代化」接軌。然而，切勿將「出現」與「轉型」混為一談。（詳見本報第8及9版）
Uber初臨澳門時，社會態度防備。法律框架尚未完善，既得利益者發聲尤烈，終使平台黯然離場。如今Uber以不同的方式，更審慎之姿重投市場，主動適應尚未開放的監管環境。問題也隨之而來：帶來的改變真的很大嗎？
只要踏足鄰近城市，便能感受到鮮明對比。在中國內地，滴滴出行早已融入日常。數字支付、地理定位、司機評分與數據管理的相互整合，構建出一個功能完備、高效且廣受接納的生態系統。它早已不僅是一款交通應用程式，更是一套支撐城市出行的數字基礎設施。
一個胸懷國際、致力舉辦盛事、發展旅遊與推動經濟多元的城市，不應再將創新視為「受包容的例外」，而應將其內化為結構性的常規
反觀澳門，仍受制於一套混雜而猶疑不決的邏輯。人口稠密、土地狹小與旅遊壓力等問題，都需要強大的技術方案來應對，惟制度框架依然保守。傳統的士與數字平台之間的緊張關係，窒礙了真正的競爭市場的誕生，消費者也因而難以享有更優質的服務、更透明的收費機制，以及更短的候車時間。
這並非主張盲目放寬監管，而是要正視：交通的流動性，正是衡量一個城市的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一個胸懷國際、致力舉辦盛事、發展旅遊與推動經濟多元的城市，不應再將創新視為「受包容的例外」，而應將其內化為結構性的常規。
Uber這次回歸，或可視為第一步。然而，若停留在這種處處受限、條件重重、難以真正公平競爭的模式，其回歸終究不過一個象徵性舉動，而非真面蛻變。澳門所需要的從來不是象徵性舉動，而是一個能夠真正運作的系統。
中國內地已成功將數字平台大規模、高效率地融入城市運作，這不禁令人反思：為何澳門仍步履躊躇？答案不在科技，而在政治決心，在於是否具備改革既得利益的決心與能力。
沒有這些，縱然Uber回歸，落後仍然依舊。
*《澳門平台》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