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數字不幸印證了三周前本報社論所提及的「選舉熱情低落」現象，其影響不容忽視——不僅對政治體制本身造成衝擊，也影響候選人的辯論質素、澳門的形象，乃至政權自身的穩定。隨着政權逐漸失去釋放社會、經濟及政治壓力的安全閥，一個政治體制若無法有效納入並管理這些機制，便可能加劇自身內部矛盾，甚至走向危機。最終，或只能依賴強硬手段來維持表面的和諧。在政治理論中，這被稱為「政權危機」；而在政治道德層面，其意味更為深遠。
短短數年間，立法機能遭受加速侵蝕，背後牽涉多重因素。首先，昔日博彩業及相關地產界的核心人物影響力日漸式微。梁安琪、周錦輝及陳明金曾是憑藉經濟實力踏入政界的代表，如今他們逐漸淡出政治舞台，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外。土地收歸國有、私樓租金補貼削減、中介人（貴賓廳）行業崩潰，以及衛星賭場關閉，這些變化徹底剝奪了博彩業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與參與空間，甚至合法介入政治的資格。
回想過去，曾有人說，若澳門推行真正民主，博彩業大亨將主宰立法會。當時，我認為這只是弱化政治討論的說辭，但今日的現實，卻讓這段記憶更顯深刻。
2021年，「愛國愛澳」的規定出台。在香港抗議事件、新冠疫情及中國地緣戰略緊張局勢升溫的背景下，國家安全至上與政治思想國家化的浪潮迅速席捲。當時，立法會5個候選名單、共21位候選人遭取消資格，其中包括鄭明軒、蘇嘉豪等異見聲音。最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夏寶龍近期淡化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強調要發揮行政主導體制的制度優勢，削弱了議員作為選民代言人的力量。這是民選議員遭受的第三重、亦是最後一擊，他們被夾在選民的期待與不願聆聽其聲音的權力之間。
當時，我已認為這番言論將帶來負面後果；如今，數據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現實。
必須指出，澳門特區的歷史記憶中未曾有過真正具立法影響力的立法會。歷屆議員未能或未展現出意願去主動提案及推動行政決策的優化。過去能夠施加影響的議員，依仗的從來不是政治正當性，而是實際的權力運作。
無論如何，立法會在政治體系中的角色，始終是少數能夠釋放經濟與社會壓力的場域之一：既是行政當局看不見、或不願看見之事的「回音室」，也是一個政權展現包容多元聲音能力的舞台。
立法功能的削弱、政治體制公信力下降及公共形象受損，無疑是一項嚴重錯誤。
立法會從未展現顯著的政治影響力，且其中所辯論的利益，往往充滿爭議。然而，與部分看法相反，在團體利益與委任議員主導的立法會中，直選機制反而成為維繫政治穩定的關鍵——因為能夠釋放積壓的社會壓力，避免過度封閉導致體制崩潰。
立法功能的削弱、政治體制公信力下降及公共形象受損，無疑是一項嚴重錯誤。這一變化將社會張力推向體制框架之外，使其在缺乏有效引導的情況下持續發酵，並釋放更具腐蝕性的能量。這種後果不僅無助於維護政權，反而加劇了社會分歧，尤其是在資訊匱乏、情緒不穩定，且缺乏政治協商認同的群體中。更令人憂慮的是，「沉默的管理」正變得愈發隱蔽且精細化。
*《平台媒體》 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