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宋朝（960-1279年），雖然儒家思想已在中國社會和政府中佔主導地位，中國仍出現了巨大的創新和科技進步。在1260年代，中國技術之先進、經濟水平之發達，歐洲一直要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才成功追上。這種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快速的城市化、市場管制的放寬（以前只有特定受嚴格控制的地方才有市場）、鼓勵貿易（包括進出口貿易）的政策、經濟產出的增加（主要得益於水稻種植的擴大）、人口的增長以及在中國各地的自由流動（受惠於中國另一項發明—客棧）。但在宋朝之後，以創新為基礎的轉型停滯不前。原因何在？
原因有二。一方面，因為在隨後的朝代中，朝廷對國家控制和社會控制的關注佔了上風。例如，在明朝，為了更好地控制國家，明太祖對人口流動和社會流動施加了限制；職業由父母傳給子女，轉行者將受到嚴厲懲罰。這導致商人階層變得更加脆弱，有資格從事貿易和工業的人減少，從長遠來看抑制了商業活動。禁止對外貿易也限制了商人的發展。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世紀，沒有伽利略、牛頓或笛卡兒這些人公開指出以前的主流思想是錯誤的。誠然，儒家體系壓制了所有體制外的思想，但事實是，15至18世紀的歐洲也非尊重不同思想的搖籃，尤其是當這些思想與傳統或宗教組織發生矛盾時。但是，儘管直指傳統、既定的學術知識是錯誤有風險，在歐洲卻有可能這樣做。由於歐洲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當有人提出與既有知識相左的觀點時，如果政府威脅要起訴或迫害他，這位持不同觀點的思想家就會收拾行囊，越過邊境。在帝制中國，這不僅不可能，而且仕人或官員—假設他擁有這樣的資格—會被迫害得無處可逃。
總之，儒家思想的固步自封、中原王朝的單一性以及政治權力對商人和民間社會的限制，阻礙了中國先於歐洲實現工業革命的可能性。這給我們帶來了啟示。
*財務及商業開發顧問 原文刊登於《新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