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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一個問題目前還沒法看到完整的答案。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隨著經濟危機的迅速加劇，全球民族主義的加劇，圍繞中國的國際緊張局勢不斷加劇⋯，而為甚麼佩洛西會想起，恰好在這個時刻踏足台北？
這當然不是為了使北京更接近西方關係。顯而易見的是，北京的反應一如所料，是過度和不相稱的，令人對共產黨內部穩定有另一番解讀。
台灣的政治、經濟、歷史和地理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本期第10/11頁的數據彙編說明了許多問題，但它們沒有測量心理因素，也沒有衡量和武力展示對民族自我和習近平領導的重要性。武力反應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唯一有意義的反應。我們在澳門都知道這一點，台北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佩洛西也知道這一點——且知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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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前往台北捍衛民主的美國第三號人物，將自己暴露在干涉內政的典型指責中，有一天不得不面臨武力展示的風險。另一方面，當一邊的後院遭到入侵，習近平的反應像受傷的動物一樣⋯並將自己暴露在另一個經典論調中，根據該論調，不相稱的反應揭示了不安全感和內部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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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緊張的時刻，也有和平的澄清。佩洛西在試圖攻擊習近平時，指責他反應如「受驚的暴君」，又解釋她看不出問題出在哪裡，因為「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任何改變。而就是中國想聽到的。
佩洛西在台北沒有這麼說。她這麼說是為了讓中國的反應降溫。如果她沒去台北，她甚至不需要這麼說。事實上，她去那裡做甚麼尚未清楚，但她和拜登都很清楚。未來的跡象會向我們揭示為甚麼這兩個大國在最糟糕的時刻，刺痛這現代世界最敏感的一個緊張局勢。
*《平台媒體》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