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成立並確立單一世界治理的大前提時，沒有預料到事實所導致的邊界重新構成的問題，無論是已將人們從霸權，尤其是殖民者手中解救出來，還是這些人可能會響應之前的秩序所剝奪的積極干預，或是因為前所未有的新現實。
對於以前的大國，中國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因為其構成一種令人驚訝的新政治結構，印度克服了很多歷史性的內部分裂，雖然多文化身份的整合進程仍然很緩慢，但卻是不斷發展的。
同時，文化邊界，包括宗教邊界，重視的是與正在變化中的世界的國家多元主義不符的邊界，包括各種信仰的邊界，例如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分裂狀態。但似乎更重要的現象是經濟實力，強調的是法國人所謂的複雜性，公開表達、治理、全球範圍內多種角色，包括熟知的、未知的角色的參與，正如多米尼克·普利霍所強調的，這使得在21世紀，不僅確定邊界很難，預測有影響力的邊界的目標、佈局，以及試圖在最後一次大戰前準確定位軍事力量也很難。
英國處於這一頂峰位置，美國在冷戰結束前壓抑其公認的重要性。在等級標準深刻改變舊體系的這一天，這些被尊重百年的角色，每一個都可能會發生地理位置變化，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也改變了其預測未來的能力。包括美國，其面臨的挑戰是突出的，不僅是外部挑戰，包括戰略領域，因為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興起廢除了第三世界的表述，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以及從伊朗問題可見的盟國選擇能力的下降。
世界各組織，尤其是聯合國這種能發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通知的組織，正在失去建立這種全球治理秩序的能力，並經常被指責不公正或存在偏見，被指加劇成員國之間不平等。這就是為甚麼觀察員將這次行動記錄為，主要來源於強加原則的美國，但與當時的英國政府共享，這種新自由主義被命名為「華盛頓共識」，引起政府多種反響，民間社會也受其影響。
在這些運動中，其中一類越來越佔主導地位，尤其從上個世紀起，那就是無國界企業，他們的遊說團和具體行為，頻頻顯示出向地域化政治權力反抗的力量。正如人們所說的，幾百年來基於國家的國際化已發展為全面的國際化，使其依賴，甚至服從於新的全球角色：這類事物的性質意味著需要回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甚至是權力的改變，往往是兩種權力關係中的道德意外。
這可能是公民運動的主要原因，他們被提醒需要反抗非政府的金融和經濟組織日益形成，因為其應對法律防禦體系被入侵的能力較弱，存在違法情況，而且完全沒有國際規範，還有很多避稅天堂，一種「無權利」的天堂向權力和道德侵犯敞開大門，其代價是交付給國家審慎但不總有效的監管頭銜。
一個明顯的結果是，民間社會所期望的沒有全球治理的全球主義承認一種不尊重這些公民社會的道德規範的創造力，而不由其地理和文化邊界所捍衛。地球「人類共同的家園」正面臨危險，我們不接受任何違反2015年巴黎協定的行為，不要忽視有效發展的迫切性，而且需要從法律上恢復聯合國的承諾，從擴大國際法庭的管轄權開始。
阿德里亞諾·莫雷拉 10.08.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