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下月退休。他指澳門必須知道如何發揮獨有優勢：葡萄牙文化和語言。不過，他坦言學院的葡語教學有過一段艱難時期。
李向玉下月將會結束19年的院長生涯。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只要沒有「錯誤的政策」，理工學院和葡語教學就會繼續穩定發展。65歲的李向玉說，他是時候弄孫為樂，不會擔任行政職務，但希望繼續學者的角色。
– 你是怎樣來澳門的？
李：我在1975年來到澳門。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修畢英語語言文化本科後，領著獎學金到澳門利宵中學隨Júlio Pereira Dinis老師學習葡語。當時我在一個有5名內地同學的學習小組內，氣氛融洽。
– 你是如何成為澳門理工學院的院長？
李：我在澳門學習葡語3年後回到北京，當時內地對葡語老師的需求很大，於是我回去當老師，一教便是6年。後來，中葡兩國就澳門回歸的談判需要翻譯。南光公司是中方在澳門的代表，該公司聯絡我參與中葡談判的翻譯和傳譯工作，做了接近九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我到了教育暨青年司擔任時任司長施綺蓮的顧問，之後理工學院的翻譯學校需要一名副校長，我就是這樣進入學院。我在1997年升任副院長，在將近回歸時，我在1999年9月1日出任院長。
– 當時很少內地人在澳門擔當這樣高的職位。
李：那是一段充滿不確定和動盪的日子，我面對很多困難。同一時間，在近10年的過渡期間，我們作出了很多努力以策萬全。我們培養了很多雙語人才，解決了所謂的語言問題，同時培育很多法律人才。儘管存在不確定和擔憂，慶幸澳門沒有像其他脫離葡萄牙的殖民地般發生動亂，和平過渡。
– 你在回歸前後都有過職務，當中有沒有甚麼不同？
李：我熱愛挑戰，特別在葡語教學方面。我很早以前就很喜歡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在1982年，我有幸獲得古本江基金會的獎學金，讓我到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深造。在那裡，我除了進修葡語，還結識了一些重要的人，例如我的好朋友Malaca Casteleiro教授和著名作家Prado Coelho父子。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不單是在葡語上，因此我有一份虧欠感，使我立志投身向澳門和全中國為宣揚葡萄牙文化和語言。縱然面對不確定的因素和困難，我就是這樣展開了葡語教學生涯。
– 葡語曾有過一段艱難時期。
李：回歸後不久，理工學院的葡語課程在2000年的收生人數大跌，只有約10名學生，連開一班都不夠，但我們沒有停止葡語課程。當時內地已有一些葡語課程，但是他們資源有限，只是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班。我們於是到上海邀請一個班級來澳學習一年，建立合作，同時解決了我們收生不足的問題。我們翌年到北京宣傳這個方案。2003年，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為葡語教學帶來非常好的機遇，學生人數節節上升。我們也著手與葡萄牙的高等院校合作。
– 你覺得你肩負的葡語教學工作對中央有其責任嗎？
李：的確如此。時至今日，中國內地有38間大學開設葡語課程，但依然有教材短缺、教師太年輕和經驗不足等的問題。當我被委任為院長時，我就感受到了這份責任。
– 你認為在葡語方面，中國做得比葡萄牙多嗎？
李：我每年都會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與討論國策的協商會議。我一直是會上葡語教學和葡語文化的代表，深深感受到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澳門憑藉其中西融通的特點，在中國眾多城市別樹一格，同時更有濃厚的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標誌。這些特點具有教育、經濟乃至外交的價值，澳門應該繼續維繫這些方面，加以深耕。澳門通過語言和文化，彰顯了其重要性和在全球的角色。
— 如何將教育與粵港澳大灣區結合？理工學院有甚麼角色？
李：澳門可以作為鄰近11個城市與葡語國家的平台。本澳更有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社群，平台不單是為華人而設，更是為了促進雙邊往來。應該創造更多條件，讓葡人來澳生活，例如做老師、律師和技術人員等。讓他們先在澳門學習語言，進入中國市場，因此理工學院新開設了國際漢語課程。
— 你認為中國內地對葡語的投入會損害澳門的利益嗎？
李：短期來說的確有可能；但只要看遠一點，就不用太擔心。中國現在和未來會進口更多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的產品，他們在工程及交通等領域的往來會更加頻繁，這樣就會創造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也就是說不必擔心失業了。團結就是力量，合作就是關鍵。高等院校的領袖應該有這種願景，協助特區政府深化與葡語國家合作，共同致力為畢業生在葡語國家和中國的企業創造更多機會，這種努力不應只是在政府層面上的，必須共同協作，現時的討論仍未夠，共識仍未全面。
— 你何時開始意識到與葡語國家的關係和對葡語投入資源的重要？
李：在中葡論壇成立時，我覺得這是一個機遇。阿爾梅達、Carlos André和Malaca Casteleiro等眾多同事也給了我很多鼓勵，甚至不惜遠道來支持我。在我們收生不足時，阿爾梅達教授的出現簡直像個奇蹟。他敲門進來，對我說希望與理工學院合作，並在雷利亞開設葡中翻譯及傳譯課程。學院馬上接納了這個提議。我們先協助雷利亞理工學院開辦課程，然後再安排學生來澳。合作模式現在已經包括北京的院校，轉變成為三方合作。我們現時幾乎與葡萄牙所有的理工學院合作，我們有一班中文學生正在布朗庫堡就讀。
— 如果要你的子女要學習葡語，你會建議在澳門還是內地就讀？
李：的確，澳門可以做得更多和更好。我們總不能一直說過去的事，但澳門確實擁有其他中國城市沒有的特點。這裡有葡語媒體、葡人社群，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們當中有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員，政府應該好好利用這些優勢，才能做得更好，我是這樣看的。
— 你領導理工學院19年，這對一個機構——特別是公立機構而言，任期是否太長？
李：有時候我也會這樣想，但為熱愛的事努力是不會感到疲憊的。
— 但從學院的角度來看，你不認為是太長嗎？
李：我應該要讓新一代接任了。我們致力培養接棒人才，今天他們具備足夠的能力了。韓麗麗老師在里斯本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是很優秀的雙語人才，將會接任阿爾梅達語言暨翻譯學校校長一職。至於Carlos André的職務，我們的另一位老師張雲峰也是一位中葡雙語人才，他將會接替上任。我們向來致力培養老師和人才，不斷注入新血。
— 在你離任的同時，其他雙語教育及培訓的名師，例如諸如Carlos André等，也會離開，這樣會令理工學院如失一擘嗎？
李：或許會有影響，特別在葡語教學方面。但是我、Carlos André和阿爾梅達早在5年前已對未來有規劃，我們從優秀的人才中挑選精英。
— 你已經有接班人了嗎？
李：不是由我來選接班人。
— 但有合適人選嗎？
李：我提議了，但最終結果要待上級決定和公布。
— 要是由你所提議的人接任，理工學院的交接工作會否較為暢順？
李：我認為是的。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在幾日前公開場合提及了，雖然沒講名字，但透露了有關人士對理工學院很熟悉。我可以再講多點，這位人士對平台以至葡萄牙都很了解。在我開始培育新一代時，我就有定期讓他赴葡建立關係和聯繫。澳門的特點是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也正是中國所需要的。建基於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上，澳門可以做得更多和更好，理工學院位處核心的位置，必須有優秀和準備就緒的一代接任。葡萄牙就如甘泉，我們要飲水思源。理工學院則是一座堅實的堡壘。
— 你對離任前未能將理工學院轉為大學感到可惜嗎？
李：有一點點吧。我不是第一個提起這件事的人，但這是我一直期盼的。回歸前有一份對於理工學院前景的研究，當中提到應該將之轉型為大學。我自此就把這事提上工作日程。你知道是為甚麼嗎？因為在中國文化裡，大學的地位被認為是比理工學院高。澳門理工學院集結了澳門、中國、葡萄牙和其他地區的優秀人才；教育質素更是首屈一指，不亞於其他大學；我院的課程亦備受國際認可。澳門理工學院未能成為大學，有些人不願意。
— 但為甚麼從沒能成為大學？
李：一言難盡。我不知道怎樣解釋，也不想猜測。
— 在葡語教學方面，理工學院與澳門大學是本地最有名和投放最多的高校，兩者的關係是怎樣的？
李：兩校關係屬於優勢互補。除了應該和需要相互合作，我們也有競爭，有競爭才有進步。澳大和理工學院應該攜手向前，樂觀面對競爭。特別在葡語教學方面，我很自豪理工學院的中葡教師團隊是全澳最龐大的：16名精通中葡雙語的華人教師及31名葡籍教師，葡籍師資數量是澳門之冠。這47名教師比澳大的團隊更大，更不用說與其他高校相比了。我相信澳門理工學院和葡語，只要沒有錯誤的政策，未來肯定會穩定發展。
— 你覺得學術自由有被削弱嗎？
李：確實有必要劃分界限。首先，高等院校應該尊重法律，但高校裡首要的是有學術自由。不單是該備受尊重與維護，還要是得以發展。只有在自由的大前提下，教師才能思考、批判和創造。現在大家都在說創新和創意，沒有自由就不會有創新和創意。學生也無法自主思考。創造建基於批評，學校裡不應有限制。另外，教師也應受到尊重，但學生也應勇於挑戰權威，只有這樣才能培育出比之前更加優秀的新生代。
— 你覺得這種自由正在面臨危機嗎？
李：某程度上是的。身為院長，我感受到多方面干預，包括自政府的介入。除了官僚的程序，干擾也是有的。
— 你認為「一國兩制」的兩制岌岌可危嗎？
李：我不認為。中國內地與澳門的制度息息相關，兩個制度在澳並存。這取決於其他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是澳門的管治團隊要面臨的挑戰。
– 你離開理工學院後會做甚麼？
李：我希望幫女兒照顧幾個孫兒，他們都是我的最愛，希望可以接送他們上學放學。但理工學院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20年來的心血結晶。管理方面我是沒興趣了，但葡語教學就不一樣了。只要理工學院還需要我，我很樂意繼續。
– 教葡語嗎？
李：研究方面。
– 以你的經驗，尤其在教育方面的經驗，有想過要再擔當政府職務嗎？
李：歷史不源於想像。
– 但你希望嗎？
李：不希望。我喜歡學者的身分，這令我很舒服。
蘇爔琳 13.07.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