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拉·吉拉爾德·澤維爾（Lola Geraldes Xavier）教授剛在澳門推出《非洲葡文文學：導論》一書，綜述五個非洲葡語國家的文學史，著重介紹其中重要的作家和相關背景。
葡文能夠一直流傳下來，透過某種方式取得共識。我們從70年代爭取獨立的葡屬非洲殖民地，到2002年被印尼佔領後的東帝汶，都能見到這種現象。
澤維爾說：「安哥拉或莫桑比克這種多民族、多語言國家面對一個問題：以甚麼作為官方語言？ 只有一種語言沒有部族內涵，能夠承擔建立國家身份認同的任務。諷刺的是，這就是他們（前）殖民者的語言。」這位科英布拉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多年從事葡文文學研究，其著作《非洲葡文文學：導論》最近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她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談到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與幾內亞比紹等國的文學景觀及其吸引之處，同時講述這些國家如何令葡文這種語言日漸本土。
澳：你在書中提到自己探索非洲葡文文學時找到一直追尋的聲音。到底是甚麼吸引著你？
澤維爾：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吸引到我，是因為它們並非完全屬於西方框架（這是某些專家所批評的），有嶄新的主題和審美觀。它們當然受到西方作家和作品影響，但同時也能回應所在地的現實環境。
澳：非洲葡文文學相當多樣化，你能找到貫穿這些作品的痕跡嗎？
澤維爾：當然，毫無疑問。它們都是在殖民背景產生的文學作品，這個背景包含爭取自由或獨立的政治承擔，這點有意無意地促進構建後來的國家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是由最初的烏托邦思想和獨立後的失望交織而成。不過，非洲的葡文文學作品如今包含很多普世的主題，例如愛情、感性和色慾等。
澳：這些國家的文學起初有很多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負擔，現時則逐步走向更大的普世意義，是這樣嗎？
澤維爾：我會說他們都是始於殖民文學。有了這個前提，我們可以首先談葡萄牙殖民文學，而未到安哥拉文學或莫桑比克文學。這些國家的文學後來經歷了民族主義確立的階段和獨立後的失望，之後日漸走向普世主義。他們不再單單聚焦關於人的內部問題，而是變得更加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全球的關注一直都有，只是過往非不是主流。
澳：儘管葡文是殖民者的語言，但它卻矛盾地在國家文化和認同的建構上擔當角色，有其重要意義，這種現象應該如何解釋？
澤維爾：安哥拉或莫桑比克這種多民族、多語言國家面對一個問題：以甚麼作為官方語言？ 只有一種語言沒有部族內涵，能夠承擔建立國家身份認同的任務。諷刺的是，這就是他們（前）殖民者的語言。這些國家將這種語言納為己用時，削去了它的帝國主義內涵。當然，很多佛得角人爭取將他們的克里奧爾語列入代表國家認同的官方語言，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情況與佛得角的有所不同。事實上，無論這五個國家有何特點，葡文都能有助他們的民族凝聚，是一種精英的語言，亦是一種與社會文化地位相關的語言。
澳：你在書中提到「非洲化的葡文」。這五個國家的文學對葡文造成甚麼影響？
澤維爾：語言是文學的基本元素。葡文（主要是歐洲葡文）是五國的官方語言，但它們的葡文同時受到當地語言影響，主要集中在詞彙（需要新的詞語來命名新的事物）、句法（如代詞化，類似巴西葡文的變體）和構詞（從其他語言取用的元素，例如以前綴創造新的單詞）三個層面，但我們還未有足夠的語言學研究來分類葡文的非洲變體。
澳：這些文學是否由於對葡文運用的文學和語言學創造力，加上非洲詞彙的影響，才會變得如此獨特？
澤維爾：首先，文學、語言學和美學方面的創造力肯定有其影響，此外還有非洲的傳統習俗、歷史、講述故事的人、時間、空間、宗教和與生活的關係等因素。
澳：有人預測非洲將有更多人講葡文，你相信嗎？
澤維爾：我在90年代開始關注非洲時，人們（至少某些人）預測21世紀會是非洲的世紀。但是不夠十年，亞洲就被視為取得了這個地位。我一直等待屬於非洲的時代 —— 但這需時甚久，而且會繼續推遲。我理解這種預測，理論上有其道理，但實際上還是取決於眾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不是樣樣都能計算。讓我們期待吧！
澳：你的指出諷刺、嘲諷、戲劇性的模仿和幽默是這些文學的主要標記，為何如此？
澤維爾：諷刺、嘲諷、戲劇性的模仿、幽默和譏諷。我在一本有關葡文文學諷刺的書籍中，將譏諷和其他相似語境（例如諷刺、嘲諷、戲劇性模仿、喜劇和幽默）稱為圍繞諷刺的過程，其中貫穿這些非洲國家獨立後的失望階段。在這些階段當中，一些人曾經夢想擁有經濟、社會和政治進步的國家，但最後卻感到失望。對於這種現實，無力的詩人或作家可以怎樣？只能嘲笑它。這甚至是因為在某些國家不是時常都有充份的言論自由。諷刺之所以與這些文學匹配，是因為它可以表達批判。諷刺可以是一聲具有解脫意味的大笑，解構現實和表現對於人類不完美性的悲劇意識。譏諷也是後現代主義者推崇的寫作手法，很多現時非洲葡文作品都被歸入後現代主義流派。
澳：你強調葡文對於這些文學或能進行的國際化有重要角色，這是現時的情況嗎？
澤維爾：葡文對於這些文學的國際化的重要之處，其實是相對當地語言而言的。這些國家的出版發行規模和讀者市場仍然有限。它們的文學最大的讀者群是誰？ 是葡萄牙人和巴西人。雖然有些作者會用佛得角或幾內亞比紹的克里奧爾語寫作，但如果不將作品譯成葡文，就不會有很多讀者，獲得卡蒙斯（賈梅士）文學獎等葡文文學獎的可能性就會減少。至於其他國際獎項，例如是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在2017憑著《遺忘通論》（Teoria Geral do Esquecimento）獲得的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就只能在作品譯成英文後才有機會獲得。
澳：你認為哪些是非洲葡文文學目前有代表性的作家？
澤維爾：回答這類問題是很有風險的事：有些名字不斷被人提起……包括散文和詩歌的作家。我認為是佛得角的Germano Almeida、Arménio Vieira、 José Luiz Tavares和José Luís Hopffer C. Almada；幾內亞比紹的Abdulai Sila、Tony Tcheka和Odete Semedo；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Albertino Bragança和Conceição Lima；安哥拉的Pepetela、Luandino Vieira、José Eduardo Agualusa、Ondjaki、João Melo、Boaventura Cardoso、 Manuel Rui 和Paula Tavares；莫桑比克的Mia Couto、Ungulani Ba Ka Khosa、João Paulo Borges Coelho、Paulina Chiziane 和Luís Carlos Patraquim，此外還有很多。
澳：所謂「文學是歷史的寶庫」，這種情況在非洲葡語國家還存在嗎？
澤維爾：是的，只要想想最近參與澳門文學節的Ungulani Ba Ka Khosa的新書，以及Pepetela，甚至是José Eduardo Agualusa的作品就可知道。 José Eduardo Agualusa具有全球現野，不過通常取材自安哥拉（歷史）的國家主題。
澳：在澳門出版你的新書有何重要？澳門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殖民地，葡文亦從未成為主流語言。
澤維爾：這一切都取決於針對學生（或有興趣的人士）的葡文教育對非洲文學的重視，例如澳門理工學院有葡語國家文學科目。中葡/葡中翻譯課程和新的葡萄牙語學士學位課程亦包含非洲文學科目，這是重要的一步：非洲葡文文學正在受到重視。如果我們希望發展彼此的商業和社會聯繫，就必須了解各自文化，文學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絕佳媒介。
白艾德 27.04.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