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能思（Vitalino Canas）正面評價「一國兩制」在澳門的落實，相信中國有意維護澳門在過渡期議定的模式。展望將來，他認為中葡雙邊關係到2049年時將會以區域一體化作為框架。談到澳門的中葡平台角色，他建議增加對中葡論壇的投資。
澳：—你在過去30年間都與澳門政府有公務交流，多年來定期訪澳。你對回歸18年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有何看法？
簡：我有時會定期到澳門考察，有時也會隔段時間再去。從理論和應用層面而言，我要強調的是「一國兩制」從理論和應用層面而言行之有效。讓我更感興趣的是，澳門政權的和平過渡令葡萄牙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澳門的模式雖然有所發展，但基本不變。我認為澳門明顯已經實現過渡，並且維持生活方式和與移交前大致相同的行政系統，高度穩定性和創造財富的能力，而且居民生活水平很高。
澳：最近有聲音表達對澳門法律制度的憂慮，尤其是在權利、自由和保障方面。你有同樣的擔憂嗎？
簡：我知道這種憂慮存在，從朋友交流和新聞上略知一二。社會對此的確存在議論，不必避而不談。不只澳門，整個地區都有這種擔憂，只是有些地方（例如香港）的社會運動較為激烈，而澳門的大眾可能對這方面較少表態。我並沒有甚麼神奇方法來解決此事。很遺憾地說，與權利、自由、保障以及法治相關的問題都是全球未曾解決，包括歐洲。只要看看東歐和一些歐盟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會知道這些問題無處不在；擔心的不只是澳門人，但我認為中葡就維持澳門現狀這個問題上有堅實共識。我亦認為中國有意尊重它的國際承諾，目前沒有太大改變。這是一個重大的保障。
澳：公民社會方面又怎樣？
簡：我認為社會必須有關鍵多數的群體，能就問題施加壓力，藉此確保《基本法》確立的問題解決方式得以遵循，《聯合聲明》中對權利、自由和保障的原則得以維護。
澳：最近有兩件事件惹起激辯：先是議員蘇嘉豪中止職務，然後有三名作家被指因為受到來自中國內地的壓力而缺席「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另外，很多香港的活動人士、政治人物和記者被拒入境。你對此有何看法？
簡：很抱歉，我也許未能詳盡回答這些問題，因為這些都是澳門內部事務。我只是受邀來澳，在澳沒有任何職務。我在葡萄牙有政治職務，因此不想干涉澳門內政或冒被指為干涉澳門內政的風險，尤其是這些。我只能說，先進的社會一般是知道如何制定一套標準，在治理時尊重法治和法規、人民權利和與社會未來進程相容的民主基本體制。澳門具備實現這個願景的條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框架，我期待澳門實現這點。
澳：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發展日漸成為政策的重心，澳門應該如何定位來保持它的優勢和自治？
簡：澳門在2049年前的自治是受到保障的，而這個整合發展的界限在兩國（葡萄牙和中國）簽署的國際協議已有載明。我認為整合的程度將會擴大，而且無可避免。政治及行政方面的自治已在國際文書訂明，任何區域整合的倡議都不能將之除去。
澳：2049年後會是怎樣？
簡：這些國際協議在2049年後便會到期，所以很難說。在不妨礙更高層次的（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的）區域一體化的情況下，在現在以至2049年後的政治自治權問題上，我認為中國維持對澳門的自治方針實在有利。我難以預料未來中國會有甚麼舉措，但我認為，即使在2049年後，中國仍然有必要保持澳門的自治和政治、文化和經濟特徵。
為甚麼呢？現時全球形勢日益複雜，各個國際實體之間的關係時常受到細節的影響。澳門是中國的一個細節，亦是一個中國與全球其他國家連繫的平台，旨在應對激烈的競爭。巴西是葡語大國，葡萄牙又在歐洲內，兩者都中國明顯的理想合作夥伴，對中國很有利。
澳：講到澳門作為平台，這引申到澳門在中葡關係中的角色。你怎樣評價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的工作成果和未來政策？
簡：中葡論壇的功能尚未完全整合。我認為中葡論壇還是需要中方加大投資，使它更加知名、更有效率和活力。因為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平台，而不單單是與某個國家打交道；這是一個連接三億人口與多個國家打交道的洲際平台，因此必須有充分的準備、足夠的資源和高效，不能只是一個不時訪問某個地方、推廣業務的小型組織。我想這將需要澳門特區和中央政府投放更多資源，這樣的話，成效就會顯現出來。
澳：葡語國家應該更主動嗎？
簡：葡語國家除了有自身的困難外，也有各自的要求和合作夥伴。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資源日益稀缺，許多人密切關注這些國家，所以等待他們的加入並非可取的態度。如果我們希望與某人有良好關係，總不能等著別人打電話給我們，必須採取主動。
澳：至於葡萄牙，里斯本與澳門的雙邊關係是怎樣的？
簡：澳門特區應該重視這個問題。與其他國家一樣，葡萄牙與中國的直接關係向好，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在歐洲（特別是在葡萄牙）的戰略領域作出一系列投資，也是葡中兩國在不經澳門的情況下有政治和經濟的直接交流。我們與葡萄牙電力公司（EDP）、葡萄牙國家電網（REN）、葡萄牙金融體系或政府的人士交流時，發現他們並不認為這種關係要澳門建立，他們直接與中國交往。
澳：澳門如何可以強化這個角色？
簡：澳門應當關注這個現象，並且創造條件，著力成為及繼續擔當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其中一個擔憂在葡治時期就存在，就是澳門過度依賴博彩業。換句話說，我認為澳門與以往一樣，只是著眼於與博彩業有關的房地產開發、發展土地，為興建更大型的賭場和開發與博彩相關的旅遊體驗提供機會。這並沒有充分把握現在的大好時機。澳門應該借助這個機會，變得更為經濟多元，在吸引更多投資的同時，進軍博彩行業以外的領域。但現在還沒有見到這方面的進步，令我頗為意外。
馬天龍 23.03.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