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是如何想到進行這項研究的？
Andreia Silva – 2019年，當我回到葡萄牙並擔任澳門一份報章的特約記者時，我想利用在葡萄牙的機會，探索在葡萄牙有關澳門的歷史文獻，進行更多研究。整個研究源於我個人的好奇心，我想了解澳門回歸前，葡萄牙政府是否有在澳實施新聞審查制度，如果有，是如何實施，因為澳門在地理上離里斯本很遠，在政治上又有很多獨特之處。
– 這些文獻容易找到嗎？
A.S. – 像其他研究一樣，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我要多次前往外交部檔案館進行資料搜集。在葡萄牙，我花了3年時間分階段進行研究，因為資料有些分散，要將各個部分的資料像拼圖般拼湊起來。然後在澳門，我又遇上一些障礙。我無法查閱所有六、七十年代的澳門中文報紙。有一些舊版報紙是已經數位化的，但不包括我的研究目標，如《澳門日報》、《市民日報》、《華僑報》或《大眾報》。我被告知在圖書館查閱不到這些報紙，我必須自己聯絡各相關報章的編輯部。由於我不會說中文，也沒有翻譯，所以無法完成這工作。
– 當時澳門中文和葡文媒體所受的新聞審查有哪些差異？
A.S. – 當時的委員會對中文和葡文媒體有雙重標準。葡文媒體當時已順從於薩拉查（前葡萄牙獨裁者）政權。儘管新聞審查委員會自稱「仁慈」，但新聞審查仍全面展開。從1961年到1974年，也就是我所研究的時期，有幾份報章曾一度被停刊，其中包括1962年的《澳門新聞》，而其停刊原因無法確定。另外還有天主教葡文報章《號角報》和雜誌《宗教與國家》等刊物。當時的澳門主教戴維理在這兩份刊物上所刊登的評論文章沒有提交審查，在審查委員會啟動調查程序後，總督下達最高命令，將這兩份報章分別被停刊15天。當時，「一二．三」事件餘波未了。主教試圖阻止毛澤東思想滲透到澳門的天主教學校，他毫不畏懼表達自己的觀點，但葡萄牙當局擔心言論會引起市民再次上街抗議。
但針對中文報章，委員會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採取了行動，中文報刊也很少遵守審查委員會的規定，也沒遭遇葡文媒體所受到的後果。在我搜集的檔案中，我找不到審查委員會針對中文報章提起的任何程序。1961年至1974年間，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將中文新聞翻譯成葡文。而1964年至1967年期間，審查委員會確實有對中文報刊進行干預，尤其是對《市民日報》的審查。該報在「一二．三事件」之前被歸類為「親國民黨」，而在「一二．三事件」之後被歸類為「獨立媒體」。《市民日報》是當時最受針對的報章，也是最遵守審查規定的報章。
另外，當時法律規定每份報章必須有一名葡人社長，但《澳門日報》從未遵守過這項規定。
當時，雖然《澳門日報》是第二大針對目標，但幾乎沒有遵守過委員會下令的任何刪減。新聞未經刪減就發表，然後審查員只是在官方翻譯中寫道「有下令刪減，但發表了」。《澳門日報》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主要喉舌，而據當時的澳督羅必信和嘉樂庇的聲明顯示，審查委員會在工作中出現困難，他們不斷試圖與中文報章進行對話，讓他們遵守法律，但都沒有成功。
另外，當時法律規定每份報章必須有一名葡人社長，但《澳門日報》從未遵守過這項規定。另一個說明當時的審查存在雙重標準的例子是，總督每週都會向里斯本寄送經審查的葡語新聞剪報，但對中文傳媒卻沒有這樣做。
– 研究令你最驚喜的發現是甚麼？
A.S. – 在閱讀多本著作、訪談和文章後，我想弄清楚的一個想法：中文報章在葡萄牙獨裁年代從未接受過新聞審查。我需要統計我在檔案中找到的新聞條目，研究其主題，並開始找出當中聯繫，以了解實際發生了甚麼。這個主題在先前出版的著作中相當零散。在歷史學方面，葡萄牙獨裁年代對殖民地的新聞審查方面也缺乏研究。
然後，我想探究那些特別遭到審查的題材。1961年的殖民戰爭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遙遠的話題；葡萄牙當時沒與中國建交，加上失去了印度的果阿、達曼和迪烏，這是薩拉查政府最艱難的一年。儘管審查允許一些批評性意見的發表，但有關賭博、葡萄牙政府的管治、毛澤東的前國防部長林彪逝世，或電力供應故障等文章還是被刪除了。另外，匿名或小道消息來源的文章也遭到刪除。由於當時還沒有專業的新聞工作，這種情況很常見的。事實上，當時資訊來源已被葡萄牙政府控制，對於葡文報章的審查主要是在輿論方面。
因為審查所針對的話題和問題有所不同，這讓我們了解到當時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社群之間的關係。在中文報紙上，審查主要針對的問題包括葡萄牙士兵在街上騷擾中國女孩的案件、輕微犯罪、對何賢的攻擊、教皇保羅六世訪問印度——這對薩拉查來說是一個敏感話題——甚至是殖民地戰爭。
另外，中葡報章的社論措辭會有差異，例如《澳門日報》的文章總是支持前葡萄牙殖民地獨立運動，而葡萄牙報紙，尤其是《澳門人》報，則稱他們為「恐怖分子」。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審查對澳門境內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存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證據是，為了平衡各方勢力，當時的國民黨報章《市民日報》和共產黨報章《澳門日報》最受注視。多年來，葡萄牙政府在堅守澳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因為澳門一直在不同層面上都傾向中國。我還對一個奇怪的事實感到驚訝，在薩拉查的新聞審查制度下，竟允許澳門存在共產主義報刊和書籍，而在葡萄牙，薩拉查政權迫害、監禁並經常殺害葡萄牙共產黨員和其他反對者，禁止該黨出版黨報《前衛報》（Avante），該報之後要秘密發行。
– 研究的主要結論是甚麼？
A.S. – 研究結論指出，我們不能說葡萄牙曾對澳門實施過實質上的殖民主義。在實施薩拉查的新聞法方面，葡方向中方讓步，總是盡量不打擾中方，保持中立並進行對話。葡方允許在澳門的共產黨出版刊物，並在北京的強大壓力下，在60年代中期讓國民黨離開澳門。「一二．三」事件本身也是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出現危機的具體證明。然而，我要強調一點，這份研究雖然提出了進一步的研究思路和出發點，但也有局限性，包括我一直使用葡萄牙政府的官方、葡語文件，需要處理檔案中有很多分散的文件，以及無法與已出版的中文報章進行資料比對。
– 根據這項研究，您怎樣看澳門現時的審查情況？
A.S. – 雖然我是記者，但我以研究員的身份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說，從歷史上看，澳門的新聞自由一直受到阻礙。我在研究中引用了一些論點來說明這一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報章都被視為既有權力的工具，而不是在經濟和政治上獨立的機構，而這種權力的主角隨著時代和歷史本身的變化而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