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18年後， 由於中、葡關係中存在的務實主義使葡方對澳門的社會政治演變漠不關心。中國外交政治學專家拉奎爾．瓦斯．平托(Raquel Vaz-Pinto)認為出現隔閡是無可避免，而另一方面，中國在葡萄牙的影響力亦愈漸加重。她承認，「一國兩制」的原則愈漸被潛移默化為「一國一制」，並預計中國最大的代價將會是面臨台灣的獨立。
澳門平台：近年，中、葡關係的深化尤其在經濟規劃方面較為體現，這在某程度上有助解決澳門問題?抑或有意避而不談?
拉奎爾：中、葡之間一直保持着務實的關係，由於不同的緣由，現時的階段應重心於經濟外交與經濟問題上。另一方面，葡萄牙採取了一系列的緊縮措施，因此，不得不向中國賣掉部分龍頭企業的股份，而這些企業對中方而言，也屬關鍵性行業。
但中國在其它葡語系國家的投資卻並不足夠，尤其在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因此，澳門在這方面應發揮其重要角色。另外，當我們回顧其國際關係，以感官的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是處於不公平的狀況之中，而澳門回歸中國後，尤其着重於博彩業的發展。當我們思考澳門在國際間的地位，結果可能會略為負面，這是一種感覺或同時也是現實。無論在中葡論壇、在與葡語的關係方面或以語言作為一種外交的工具，並不是所有都是由中國開始做起，很多國家也曾經做過同樣的事。事實上，學習葡語一定會有經濟優勢，甚至在外交政策方面同樣有優勢。因此，我觀察到最新的階段是要深化兩國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是務實的。
澳：語言與文化的交流有助促進關係的發展?
拉：一方面，語言非常重要，而這重要性還會不斷加強。就像現時學習普通話一樣，我有很多同事也正在學習普通話，這已不是15、20年前般是一件新鮮事。語言相當重要，不論是對於想進入中國市場的葡萄牙人而言，抑或是想在葡語系國家做生意的中國人亦言。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從1990年開始，當時1993年中國開始允許進出石油，這當中的含義其實蘊藏着讓中國企業走出世界，開創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道，而目的也很明顯是希望尋求更多的能源以及原材料。
在非洲的情況，當地又回復到出現意識形態階段和支持解放運動後的情況。這個階段是非常注重經濟和務實。而在學習階段方面，20年後，在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中，他們又會學到些甚麼? 如現時更為關注的當地問題。如何成為當中的一員，所有國家開始有國際表現的時候，都應該自己想辦法做到最好。不了解非洲的實況：非洲中有很多未為人知的事，正如中國一樣，有內裏不為人知的事，把其拋諸腦後。在現時的學習階段，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提供協助，與當地社會互動，學習其文化。我想起在2008、2009年，當時出現對中國的一些指責，指其專門到其它國家搜索原材料與自然資源，這與殖民者無異。以當時去看待這件事以及認真思考當地的實況，語言是構成觀點的重要取決因素。
澳：現時，中國在葡萄牙的影響力顯而易見，而澳門對其卻並無太大作為。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甚麼澳門與葡萄牙之間的隔閡愈漸增加?
拉：正常。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都是從澳門的眼中看中國，即使我們是以研究的角度觀察。亦即，長時間以來對中國的談論也只是圍繞着澳門而已。因此，1999年後也自然而然地開始一個普遍的認知過程，學習對中國的認識，然而，其後的中國也發展成一個能克制其他權力的規模。上一輩人因為澳門的緣故而關注中國，而今一輩人卻是關注中國，包括澳門。
澳：提到《中葡聯合聲明》，其作為中、葡雙方之間解決澳門問題的工具，應如何理解葡萄牙對中國的承諾? 在《中葡聯合聲明》下，今天的葡萄牙有着甚麼義務？
拉：葡萄牙有義務遵從澳門政府制定的所有原則和運作方式。因此，中、葡雙方的關係一直都保持着我所想那樣，雙方都不希望冒犯對方任何敏感性的問題，對此，我認為香港社會比澳門社會更為有活力。然而，在「一國兩制」的整個問題上，最複雜的考驗無疑是香港所有，而不是澳門。說實話，當我們在外地談論到澳門，給予人的印象就只有賭博。試從別的角度，想回澳門與中國各省共同努力做下的工作，就會發現澳門並不只有博彩業。從國際的觀點來看，說到澳門就會馬上想到賭博，而這明顯地就是一個政治選擇。
澳：你剛才提到關於香港問題以及其社會活力性，這與澳門相比，一直都存在少許的差異性。在此情況下，我們也觀察到英國的立場並不太明顯，與葡萄牙相比也存有少許差異性。最近，我們看了前總督彭定康對香港政治演變過程中的聲明，這讓我們很難想像韋奇立將軍對澳門作同類型的聲明。
拉：我認為彭定康本人就是一個傳奇人物。即使在其任職期間，他所費的時間遠超出了一般外交等待的時間，然而無論他在那方面都有處理好。現時，毫無疑問，當我們思考爭議的問題，思考屬於香港、一個人們都認識和認可的憂慮，就是法治問題，這一直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這也與時間有關，亦即，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香港馬上出現了人口外流的情況，這也是因為有部分行業的人感到恐懼，而上述的記錄是在1997年以後。當時出現很多這種擔憂，而六四事件對香港而言，也是一個有着很大觸動的時刻。
澳：澳門也一樣，儘管沒有太多有關這方面的消息…
拉：是的，但媒體關注的是香港，而不是澳門。
澳：但是…
拉：還有另外一點也很重要的是，香港無疑在國際與中國融資方面都處於相當重要的角色。更深入地說，香流回歸伴隨的最大的擔憂就是不穩定性，這會影響流動性、法治，對現時的金融機構而言也是相當密切的問題。今時今日，有其它的新興金融業，其力量愈益加大，香港在這方面的影響力已在二十年前一去不復返。在台灣問題上，中方也希望能以一國兩制的理念以貫徹到台灣問題上。但隨時間流逝，中國也未能如願，然而，愈來愈少的世代還記得這段經歷。
在台灣問題上，這一目明暸。來自中國的那一輩，當然會以中國的角度看待事情，而今天較年輕的一代則會站於台灣的角度多於中國的角度。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的總統選舉。而在香港情況，也許有一輩人還記得，應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維持一個艱難且危險的平衡，而也有一輩人認為時間不夠，因為一般的法律只會持續50年。
澳：你說到香港法治的重要性。你認為到甚麼時候這個香港法治會與中國大陸的法治發生衝突，而到時又會發生甚麼事情？目前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後果，這也帶來了部分的影響，就是那些司法獨立的人被質疑，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澳門也出現這個問題。
拉：我記得那個逃到香港的百萬富翁的那則消息，最终從書商的問題中消失了。
澳：我們看到一些發起香港佔領運動的領導人被控非法示威，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澳門，一名當選的議員指終止其職務…這些會是衝突開始的警號嗎?
拉：當然。而這最主要的後果就是，在台灣人眼中所謂的「一國兩制」只是虛有其表，實際其實只是「一國一制」。這已不是新鮮事，從學術上來說：這是一種理念，尤其是一種目的，任何一個中國的國家主席都想把國家的版圖合併為一，在象徵方面，這是至關重要。但是，這也引起局勢緊張的問題，因為從政治角度而言，台灣已完全是一個自由且民主的社會。因此，對台灣而言，「一國兩制」 只能適用於香港、澳門。但其後，也回復到一個法治的問題上。
其實，中國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但是這條道路仍然很長遠。外來投資逼使中國在許多方面需要提供一些穩定的規則。現時，最大的挑戰無疑仍是政治方面──民主、自由的權利，對我們而言都是相當相當重要的因素。我們需要考慮到近年我們觀察到的事情，包括最近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但對於緊張局勢的演變，似乎不太樂觀。當我們提到新一代的「雨傘運動」和「佔中」时，顯然存在兩個地方之間的衝突，而中國也明顯是佔「上風」，無論在規模還是實力，都是明顯的「硬實力」。
澳：由於歷史原因，尤其是來自葡萄牙和英國的國際關注，是否不可避免地逐漸脱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别行政區在一體化過程中的命運呢？
拉：存在無可避免的因素。與香港相比有何不同，是英國脫歐的演變，但現時我們未有足夠條件給予答案。在英國退出歐盟後，香港可能會對他們的投資、融資關係有更大的興趣，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吸引力仍然很强。而對於葡萄牙的關係，會更重視文化與非洲葡語國家的關係。
紀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