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都是無用的」 - Plataforma Media

「擔心都是無用的」

蘇嘉豪承諾,假如法院結果使他失去議席的話,也不會放棄政治。若蘇失去議席,新澳門學社未知會作什麼打算。案件於一月九日開庭。
9月17日當選的蘇嘉豪,約三個月後遭中止議會職務。蘇嘉豪被控加重違令罪,事緣去年學社就澳基金資助暨南大學而組織的「暨大一億」遊行。
立法會就是否中止蘇嘉豪的議員職務而進行投票。32票當中,有28票贊成中止。蘇嘉豪即將上庭,他未有感到畏俱,他又指一路以來做的事都做好,不拘泥於議席。他稱:「還有其他方式改變社會。」

澳門平台:立法會中止你職務的決定是澳門的一個轉折點嗎?
蘇嘉豪:這是澳門歷史中具決定性的一刻,因為這是澳門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議員被他的同僚中止職務。我認為這將對社會帶來很大衝擊,特別是對年輕人。由現在起,他們將感到擔憂,做更多事留意立會和政府的工作。
澳:你當選時早知道對年輕和民主派的你並不容易,你有想過類似這樣的考驗來得太快嗎?
蘇:我們準備好應對所有情況,也包括這個情形。我早已知道對我來說是艱巨的事,不僅是因為我屬於立法會中的少數派,也是因為我是少數派當中的年青人。選舉後,我們的團隊知道會有這個情形出現。六月份我收到法院的通知書,通知我和鄭明軒(時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11月28日上庭。
澳:你怎樣準備?
蘇:我們調查過1997年和回歸前的相似案件,當時曾有議員遭中止職務。我寫了一份長達七版的文件,且交予立法會。當中一部份專注立法會捍衛獨立性的重要和中止議員職務的影響,這是重要的討論點,但只有少數議員提及;文件另一部份我又解釋去年遊行時,我們向崔世安提交請願信所發生的事。我想強調,向特首提交請願信是公民的權利,亦是公民權利的表達方式,這種權利毋需獲當局的預先許可。我們希望向某些議員解釋當日發生的事,我認為當中有人並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他們只讀過警察和檢察院的通告,而通告的描述並不正確。
澳:遊行期間發生什麼事了?
蘇:我們的遊行由華士古達嘉馬花園出發。我們自起始時就一直與警方溝通,我們又解釋過我們想到特首府邸提交請願信。我們在近新八佰伴的栢湖停車場想橫過馬路時,警方阻止我們,他們表示,我們不可走到馬路上,要求我們返回行人路。而根據法律,警方可以限制路線,但要保證示威者有足夠位置,我們數以千人,而行人路相當窄。我們與警方對話約廿分鐘,最後我們接受只走行人路,也就是說,我們遵守當局要求,這是第一部份。警方試圖對我們作出提控,檢察院拒絕,並結案。我們到達南灣湖白色帳篷時,我們曾告訴參與者,我們希望到特首府邸交信,但我們明確表示遊行已經結束,這個行動不是遊行的內容,而且是自發的。約八至十名市民決定跟我和鄭明軒走。約幾分鐘後,警方發出警告,指我們的示威是違法的。他們向我們表示,若我們不離開現場,我們將被控加重違令罪。警方發出最後警告後幾秒我即離走了,鄭明軒也是。我亦有向議員反映:雖然我們不同意警方的立場,且我們認為是錯誤的,但我們遵從並離開現場了。整件事都很和平,警方沒有拘捕任何人。兩個月後,我和鄭明軒收到電話指要到警局報到,他們又指我被控了。
澳:你害怕接續會發生什麼事呢?
蘇:我們未有擔心。我們知道我們所做的種種都是按照法律。擔心都是無用的。我們不能控制一切。我們不能控制到立法會的結果。我們將做的是做好準備。
澳:你認為北京有影響到嗎?
蘇:並非沒有可能。
澳:你試過跟其他議員談過,解釋你的版本嗎?他們有什麼反應?
蘇:開始時,我都想跟所有直選議員談談,但後來我明白到是很複雜,因此我努力跟某幾位談,他們聆聽後表示問候,跟我說:保重!
澳:你認為立法會和政府會有什麼改變嗎?
蘇:我認為不會改變。我們都知這個政治系統怎樣運作。正如我說過,我覺得悲哀並不是因為我被中止職務,而是因為很多市民,包括年青人都感覺被騙了。
澳:你認為法庭上將發生什麼事?
蘇:很多人都不相信司法獨立。若我是質疑司法權獨立,我是不會去努力試這個方法的。我只有一個選擇:接受。其他的事我不能控制。
澳:若法院判你30日以上的徒刑,使你失去議席,你會怎樣做?
蘇:我將重返公民社會,做我當選前所作的事:走上街頭。我認為這是新澳門學社困難的時刻,我們沒有立法會議員,將嚴重缺乏財政資源。但我們有其他可以做的事,可監督政權和捍衛社會。九月以前,學社的年青人在立法會沒有代表,我們常以其他方式表達我們的想法。有很多我們可以做而議員不能做的事,我們可以阻止議員在立法會內不能阻止的事。我們是來自街頭的社會運動,我們返回我們來自的地方。立法會不是唯一可改變社會的地方。
澳:到時你在新澳門學社擔當什麼角色?
蘇:我不知道。
澳:反過來說,假若法院判你無罪,又或者是不夠30日的徒刑,你將返回立法會,那你會改變你的議員姿態嗎?
蘇:就如我將面對我政治生涯中困難的時刻一樣,我將更堅強。
澳:若你失去議席,屆時將有補選,學社會有什麼戰略呢?
蘇:我們未有考慮這點。我只能保證的是,我們有改變事情的機會時,學社有不放棄原則。
澳:有分析師認為你遭中止職務的決定是政府希望向年青人,特別是民主人士發放的信息,你同意嗎?
蘇:政府深信年青民主人士閉嘴後,所有的反對意見都會消失,這很天真。我的職務遭到中止加劇了社會上反對情感的升溫,尤其是年青一輩。這是給年青人的警告,但毫無意義。與反對學社的議員的關係改善了,這個中止決定將影響兩個陣營(建制派和反對派)間的關係發展。
澳:考慮到澳門和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你認為北京是否有一個消磨反對派人士和政治家意志的策略,最終令他們放棄,並阻止其他人從政和從事政治運動?
蘇:所有政權的統治者都想人民服從政府,但他們用錯誤的道路來達成。正確的道路是政府加倍努力工作以獲得人民更廣泛的支持。然而,對比香港,我認為背景有所不同。香港議員遭中止職務相對嚴重得多,這裡涉及的不是敏感問題,只是提交請願信。澳門的是一個議席的問題,不需看中央政府的想法。
澳:但如果不是嚴重的話,你還是遭控加重違令罪和中止職務,在澳門這說明的是什麼?
蘇:說明本澳政府害怕,害怕沒有能力對付反對聲音。
澳:你有否後悔過參選議員?
蘇:這個決定是我們在適當的時刻所採取,沒有後侮。
澳:有其他議員批評你公布委員會內的討論,按照法律你是可以做這件事的,但你的同僚都責備這個行為,你會繼續做嗎?
蘇:我將繼續披露委員會裡發生的事,因為這一點是明確的:確保更具透明度。作為議員,法律沒有阻止我披露委員會內發生的事況。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沒有披露會內的私下談話,我們就擔心的社會問題聆聽,記筆記。媒體和市民應知道立法會內發生的事。議員害怕他們所說的話遭到披露,不想他們的名字出現,我從不提名字,我就議論的主要題目記筆記,但他們批抨我,他們覺得不舒服,反對一切潛在的改變,我們正在做的是在全球各地都很普通的事,我們已經有限度地做身為議員責任基本要做的事,但他們理解為是錯誤的,這很荒謬。
澳:你認為為何你遭中止職務,向記者講話當日立法會內有警察?
蘇:他們亦想監視住市民,就像「Big Brother」一樣,想控制住任何持反對意見的市民。這是他們害怕發表意見,他們想製造恐慌而拍攝錄機。
澳:法院有結果前,你將會做些什麼?
蘇:我將繼續承擔捍衛市民利益的議員責任,他們聯繫我尋找幫忙。我亦想在中止職務的這個艱苦時刻後休息,準備好到法院應訊。
澳:預料如行政長官選擇和澳行特別行政區二十周年等是澳門歷史的決定性時刻,新澳門學社有什麼策略去團結選民,不讓他們忘記你的情況出現?
蘇:我們每日都刊登一些東西,防止人們忘記出現的問題。如果政府想社會穩定,就應考慮要做的事,而不是試圖對付提出問題的人。
蘇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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