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者》（The Helper）以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傭工為主角。導演鮑爾斯（Joanna Bowers）拍攝這紀錄片的原因是縱然外傭是社會的「根基」，卻一直飽受歧視。
該電影於一周前在香港上映，把電影帶到給澳門及中國內地的觀眾其願景，最終更是希望能在iTunes和Netflix等串流媒體上供人付費觀看。拍攝《守護者》的初衷是鮑爾斯一個周日在香港散步，那是她搬到香港以後第一次到處走走。這名英國導演一路上看到聚集在各處、上萬名的婦女正在給家裡打電話、吃東西、修甲和做頭髮。事實上，她們坐著紙皮上正在做的，其實在家裡也可以做—如果她們有家的話。全香港超過30萬的外傭裡，大多數是來自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日常都是住在僱主的家裡。周日則通常是假期。
導演鮑爾斯說：「觀感上這真的很沖擊。我明白她們沒有與社會融合在一起，這令我在想是為什麼導致這樣。我覺得應該要分享給外面看她們的生活。」她表示電影的拍攝正合時宜。
《守》在2015年開始籌備，而當時正值引發全球轟動的印傭厄維阿納（Erwiana）被虐案。案中事主落案起訴其原僱主羅允彤，最終羅因嚴重傷害他人身體、恐嚇、凌辱以及拖欠工資等罪名被判6年徒刑。當時，法官更要求當局調查外傭的工作情況，又指出要是外傭不再強制住在僱主家裡，這些侵犯行為都是可以避免的，這一法規實已見於鄰近地區的制度內，關注團體對香港的規定亦表示譴責。
鑑於已有很多的項目都以控訴為切入點，鮑爾斯選擇以「更愉快」的角度切入，同時紀錄她們離鄉別井、離開子女，只為賺取數千元薪金的辛酸。
鮑爾斯說：「沒有她們，香港不會有今天。她們才是社會的根基。」
在澳門約有2.6萬名的外傭，主要來自菲律賓。澳門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呂家玟指出，儘管這些傭工在澳門和香港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仍備受歧視。她說：「家務工作本身就比較低下，加上是由一些來自更貧窮國家的人來做的話，情況就會加劇。關於東南亞國家的勞工，也普遍視他們是廉價和未經培訓的勞工」
儘管如此，呂認為澳門的情況不算最差。比如沒有硬性規定要與合約僱主同住。呂是關注傭工團體人士，也是一名專攻外勞方面的老師，她說：「當住在同一屋簷下就難以控制工作時間，使得有機會令傭工利益受損。也有很多的僱主都不允許她們有周假的。」
但澳門的情況也不算是最好的。為了能有「彈性」和「自由」，外勞來到澳門就意味著將受制於很多不確定因素。因為他們只賺到每個月約3500元澳門幣的薪金—都不足以應付高昂的租金。呂續說：「他們很多人共住，很多時候還是男女同住，欠缺衛生條件和私隱。因此，更容易受到干擾和侵犯。」
即使法例要求僱主要向他們支付另外至少500元的房屋津貼，呂指「這并不足夠」，又謂「很多僱主沒付」，但是大部分外勞還是較傾向於「少些錢、多些自由」。
讓外國人以旅遊簽証來澳尋求工作機會，呂認為這是本地制度的一個優點。若正在討論的修正案提出，此特別做法將會消失，並規定非居民只能以工作簽證來澳門工作。她解釋：「這是令人擔憂的。如果法案一旦落實，現有的自由就沒了。變相他們來澳門之前就要向中介付更多的錢，來到澳門剛開始工作就已經要背著一身債。若特區政府有多點規管，那很好。但也要確保有更多法律保護，也要提高他們的工資和生活質量。」
改變取決於政府
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說，家傭生活質量的提高取決於政府的做法。明愛每年服務近500名婦女，而這使潘意識到她們需要更多的支援。首先要工資方面，說：「工資很需要提高，現階段其薪酬完全與社會脫節。」
云云舉措中，潘認為特區最應確保外傭也享有基本免費醫療及向她們的子女發放學習津貼—「很多她們的子女并沒有上學，因為父母付不起學費」—還有是向傭工提供好點的住宿空間，他解釋：「現時他們一屋或一個房住10人。我不是說該免費提供住宿，但起碼是一些廉租房。」
潘另指出所有上班族都應享有免費公共交通。而目前政府考慮的對非本地居民增收車資的法案，他認為是「毫不合理」，又說：「他們也是社會的一部分，也需要乘巴士去上班。」
勞工事務局在回應《澳門平台》時指出，現時對外勞的規管已列明於《勞動關係法》，外勞與澳門本地工人均享有同等的權利。局方進一步補充說，家傭的工資是建基於該行業的平均工資。引述回覆：「相關人士的法律義務并不妨礙僱主提供比法律所規定的更好的福利予其員工。」
助理教授呂家玟冀特區政府能對本地、非本地僱員一視同仁，說：「不需要什麼特別保障。平等對待任何本地、非本地僱員、不歧視，就已經夠好了。」
為了能更好保障僱員權益，呂認為有必要成立法律諮詢小組以解決僱傭雙方間的糾紛。潘志明對此亦表同意：「政府具備提供支援的人力物力，以避免僱員受打壓。」
呂提醒：「家傭協助我們照顧家庭，來這裡也是因為澳門有更大的自由和較良好的條件。如果這改變了，她們將離開澳門，到時我們生活就沒那麼容易了。我們和她們都坐在同一艘船上的。」
蘇爔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