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權機關的最高領導層到黨派的基層，領導人之間的衝突一直未斷。一個國際研討會在本月聚集了多位幾內亞和國外的重要人物，並再次建議開展對話協商。但是會有當權者實行並取得成果嗎？
Rosantina在採訪途中便開始哭泣。採訪的主題是幾內亞比紹的獨立日——她的丈夫參與了那場戰鬥。但是獨立後的幾內亞害死了她的丈夫，讓Rosantina陷入至今仍未平復的悲傷之中。更糟的是，在遭受槍擊之後，還出現了一個毀壞保羅·科雷亞屍體的儀式。 「怎麼這麼野蠻？為什麼？為什麼？」，她握緊拳頭大聲問道，質疑32年前對前總統維埃拉尼諾（2009年被謀殺）的一個大型起義。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夠忘記」，她承認。
從1973年的獨立戰爭開始，無數幾內亞比紹家庭陷入了從未被解決的衝突史中，產生了許多類似Rosantina Correia的悲劇。幾內亞人之間的情況和齟齬助長了數年來的仇殺和權力鬥爭。 「我們今天的[政治危機]源自幾佛獨立黨的內部鬥爭，戰士對抗戰士」，因為黨派的道德宣言隨著領導人阿米爾卡·卡布拉爾的死去（在1973年被刺殺）而不復存在，而從那時起每個人「都在爭權奪利，而非拯救國家」，Delfim da Silva說，他是幾佛獨立黨(PAIGC)的戰士和幾內亞歷史學者。
保羅·科雷亞是政府的重要成員和幾內亞有名的戰士。 Nino Vieira總統在1985年10月17日下令拘捕他。保羅·科雷亞時任司法部長和國務院副主席。他被指控涉嫌捲入政變之中。在監獄裡渡過八個月之後，他與其他五名士兵一起被槍殺。 「這是犯罪，因為根本沒有政變發生。他們殺人沒有理由，只是嫉妒，因為保羅·科雷亞是白手起家」，而且他是一個很受年輕人喜愛的人物，Rosantina認為。
「其他人被槍擊後有得到埋葬。但保羅沒有：他們把他切成半兩，把他吊在直升機上，半副[遺體]被扔進公海。為什麼？」Rosantina哭著問道。他們告訴他，命令來自Nino。這位國家元首表示，「如果被完整地埋葬，保羅就會活過來」。因為在武裝鬥爭中，「保羅死了，人們把他放在樹下並蓋上，然後人們就在tabanca [村莊]遇到了他」。換句話說，他「能夠在被槍擊後復活。為什麼如此野蠻？」。
打破循環
保羅·科雷亞的妻子和四個孩子，三個女孩和一個男孩（現已在國外），通過電台得知他們的父親被槍殺。 Rosatina回憶說，Vladimir當時是12歲，「很快就去到Pindjiquiti港口」。 「我想去博拉馬島上服兵役然後所有殺害父親的人」，衝突就以這種形式一直延續著。為了打破這一循環並鞏固和平，多明戈斯·達丰塞卡·牧師進入了舞台。他領導著幾內亞比紹唯一一支正在試圖打破這一悲慘輪迴的隊伍。
組織「通往和平與發展」全國會議的委員會於2015年成立，已經聽取了幾內亞比紹全國各地三千餘人的意見，並研究了其他國家（如東帝汶和象牙海岸國家）的和解經驗。幾天前比紹舉行了一次國際研討會，以加強相關討論。於本月9日至11日舉辦的活動榮譽邀請了若澤·拉莫斯·奧爾塔，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東帝汶前總統，聯合國駐幾內亞代表（上任共18個月，於2013年至2014年之間）。這位著名人物受邀分享帝汶的和解經驗，從而豐富想為國家會議（具體日期未定）做貢獻的研討會內容。這個會議「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能「指明道路」——和平進程應該怎樣去完成，Domingos da Fonseca 說，並強調癒合與Rosantina有同樣遭遇的人傷口和實現持久和平需要時間，很長的時間。會議會回答很多問題：受害者和肇事者之間應該有怎樣的法律正義，怎樣的對抗方式？有無赦免？什麼類型的衝突能受赦免？
諾貝爾和平獎的干預以強調對話的必要性結束。在幾內亞比紹民族和解和鞏固和平的問題上，拉莫斯·奧爾塔指出「國家主權機關之間的良好合作」至關重要，它們必須「向對話機構永久開放」且「不應該競爭，而是相互協調」。
因此，和平會議組委會年底提交的最終報告建議成立一個國家對話和民族和解空間，有「行政和財政自主權，有國家總統主持，作為民族團結的象徵，受國家公共資金的直接援助」。它還提議基於幾內亞的現實情況建立一個 「過渡性司法（包括政治，法律和社會活動）框架，為衝突受害者的賠償創造條件」。
還是老配方，但直到今天幾內亞政治領袖們仍然傾向於認為未來是在壓力下造就的。缺乏平衡——如多明戈斯達·豐塞卡所指出的。 「頭部和心臟之間要平衡，我們才能找到治療疾病的藥方」，他說。
「東帝汶是一個成功建立和平的例子，得益於人民和國際合作夥伴」，拉莫斯·奧爾塔總結。在幾內亞土壤上，歷史仍待書寫：「幾內亞比紹i sedo quil qui misti sedo」，多明戈斯達·豐塞卡用克里奧爾語說到，意思是：「幾內亞比紹會成為你希望它成為的樣子」。
保羅·朱利昂－《葡新社》/《澳門平台》獨家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