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技術領先是中國地緣戰略聲明的載體之一。 Luís Cunha是葡萄牙東方葡萄牙學會的研究員，本週他在澳門國際研究所推出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技術-民族主義》。作者表達了對於謹慎的投資而進行技術引進的現象的看法，認為歐洲應該更好的維護其戰略利益。
-你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待中國過去幾年在創新方面的投資。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
Luís Cunha – 首先要基於中國的歷史背景，事實上中國在過去很多年處於被西方國家或是日本半殖民的狀態。這個歷史的壓力始終存在，一直到今天這種說法還出現在中國的地緣政治。比如在這裡，一方面有一種歷史正義重建的嘗試。另一方面，在技術水平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方面是，中國自己的創造力使得自己有一系列技術發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比如火藥、印刷術、指南針、槍、地動儀。最後是由別人，也就是西方的列強和日本人來發展了這些技術。西方列強發展了這些技術後，又用這些技術對付中國。顯然這留下了深刻的歷史烙印。科學和技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短板。試圖彌補這個差距的過程充滿了進步與挫折，甚至挫折多過進步。
– 中國科技發展的一大特點就是對於進口的倚賴。這是今天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挑戰嗎？
L.C. – 是的。我們正在目睹一個現象，那就是歷史的加速度。而這種加速度的中心就在中國。就科學和技術層面，自從1978年以來就成為了主張，並且他們還在尋找來源，這種情況下來源國就是美國和歐洲。歐洲一直是中國科技吸收的一大來源，然後他們將其轉換。我們能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不發達優勢。事實上中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仍然非常的不發達，因為可觀的財政資源和戰略，他們趕上腳步，並且以高速度開展項目，在短短幾年間，就算不是世界強國，中國就變成了世界大國之一，最初從歐洲和日本引進的技術現在已經重新出口了。中國引入技術，加上中國的特色，發展後再轉售出去。這是非常有效的技術轉變方式。我們能在高速列車看到這種情況，還在與電信密切相關的領域看到，甚至還有汽車產業和太陽能電池板領域都可以看到這種情況。我們現在目睹的是核能到達歐洲這一現象。中國的技術、創新、科學都在進行『大躍進』（這是毛澤東式的表達）。我們正在談論的是一個有著手段和目標策略的國家，有著第十三個五年計劃，並且希望在2050年將中國發展成一個科技強國。我認為不用等到那麼晚。
– 這種引進技術、重新處理、再售回原產國的模式已經引起了商業層面的衝突，比如在德國的情況。在英國關於核電投資的反應也是消極的。對於歐洲和美國來說技術轉讓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嗎？以投資的角度這會產生什麼影響？
L.C. – 我們討論的這些現像都是互相關聯的，政治、經濟、科技。在過去的幾年，歐洲一直是中國技術轉移的主要來源，一方面吸收中國的投資，另一方面，投資也有很多的成果，比如近幾年的技術吸收。這點和美國相反，也和其他的比如澳大利亞的國家不同，這些國家會有技術轉讓的壁壘，以免在國防和安全方面產生影響。我們知道，美國就沒有推動中國在電信和其他許多領域的投資。但是歐洲不一樣。非常促成這樣的投資，特別是近幾年在歐洲有經濟危機。這要分經濟危機前和經濟危機後的情況。之前我們生活的時代，在歐洲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待中國的力量要謹慎看待，然後門突然打開了，葡萄牙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裡缺少的地緣政治因素是對投資的審查，儘管如此，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談論中國。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投資可以給任何國家的所謂戰略部門，比如電網、銀行和其他的許多種。這種現像已經偏離出政治家的關注有幾年了，現在又重新得到重視。因為中國現在已經不可阻擋地吸收這種「現成的」技術：技術是可用的，然後中國購買。但是最近有很多情況，其中之一就是Kuka，一家德國的大型機器人企業，有著非常先進的技術，能夠為很多產業提供產品，無論是從汽車還是到航空。也許這是一個在柏林敲響警鐘的信號。這是第一次我們看到在德國與中國建立如此緊張的商務關係，因為戰略部門一直在質疑這項投資。現在缺乏的是對於中國投資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審查，這是這在歐洲是勢不可擋的、難以解除的。
– 越來越需要互惠的市場准入。
L.C. – 由歐盟和美國代表提出來的一個系統性問題就是在中國缺乏這種互惠。也就是說，沒人想像得到葡萄牙或者其他歐洲國家能夠在中國的戰略性行業進行投資，因為這事實上是封閉的。這就需要現在德國推動整個歐洲進行一場戰役：來為科技交流和投資領域創造互惠條件。
– 葡萄牙的能源投資情況，國家電網、中國三峽集團在REN和EDP的投資。有趣的是這些公司在葡萄牙設立了研發中心。這是在歐洲唯一的能源領域的情況。中國給像REN和EDP這樣的公司進行了很多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的整合。這種合作的結果會怎樣？
L.C. – 我沒有具體的數據來真正研究這個問題。我可以說的是，中國在葡萄牙的投資，我不僅僅指的是能源領域，會有積極的成效。更重要的是，這些資金來到的時候，是葡萄牙沒有辦法從其他地方獲取資金的時候。他們的到來恰逢其時，而且會有積極的發展。說了這麼多，再回到前面的話題，很顯然中國希望在所有科技領域名列前茅，比如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這是中國的模式，無論是在這裡還是在中國本土。有一個投資者的系統性投訴，來自於在中國的企業協會的代表，那就是如果想要在中國投資，就需要放棄技術、知識產權和法律，否則做生意的時候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所有和中國合作的投資都有這個問題。但是，儘管如此，歐盟也已經同中國保持著緊張的貿易關係了。
– 說了很多歐盟和中國之間合作的問題，那麼伽利略項目的情況呢。是什麼導致了合作的失敗？
L.C. – 伽利略項目的情況，我們又再一次討論到了中國對於尖端科技的快速處理、轉變然後成為國內技術。現在伽利略項目仍然有很多問題，而中國的衛星網絡開發將很多衛星放置在了太空。他們在自己優勢的基礎上有一個對於歐洲技術的採納。
– 那麼歐盟想要繼續在科技方面和中國合作，可以對應的得到什麼？
L.C. –這會變成一個更加不對稱的關係。中國出現了新的技術力量，會越來越多的質疑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的技術。合作會增加但是競爭也會增加。在這裡我們有不穩定的平衡，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在合作的同時也在競爭，這要取決於我們談論的領域。這種不穩定的平衡是由政治視角管理的，我們討論的是是否批准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市場和其他的情況。
– 如果還算不上不可能，與合作夥伴進行沒有任何隱藏的合作也是非常困難的？
L.C. – 我們在談論的現象是保護主義。技術民族主義總是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這種情況並不新鮮。例如，我們知道波音和空客是有補貼的，但是我們不知道這是以什麼方法進行的。我們在談論的是國家或者一系列國家通過某些策略來試圖在地區或是全球層面保護自己的科技項目。這會導致保護主義。我還認為這是個極大的危害。現在，隨著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新型關係，我們將看到事情如何在這方面發展。我們可以隨時停止貿易保護主義，這對誰都不好。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都有涉及到巨大數額的開發項目。專家說我們正生活在六十年的科學沉寂中。但是現在不是了，我們正在經歷又一個熱潮，特別是3D和人工智能系統。中國希望在這些領域成為領導者。不久前我們聽說中國去年有超過一百萬個專利申請。創下了新的記錄。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指標能夠讓我們感受到中國正在進行的巨大的飛躍。這個國家為了實現這種飛躍竭盡所能。
– 在這個國家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建立目標，而且他們也遵循。
L.C. – 但是這不僅僅是堅定的政治方向和國家的戰略。還需要科學家、項目和創新。中國在這裡進行的大跨越是從模仿轉向創新。他們飛躍式吸收的不僅是技術，還有科學家，這是遵從了鄧小平以前的建議的。現在很多歐洲的科學家被吸引到中國，他們在那裡有條件開展自己的工作，有著更好的工資。
瑪麗亞·卡埃塔諾
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