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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速爾群島的拉日什空軍基地拆除時，似乎預示了華盛頓根植於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民主和人權救世主主義的轉變。然而，無人機襲擊的增加（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多數國家聯盟的再育（為打擊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國家），或者戰略性武器的出售（如日本）都顯示奧巴馬沒有扭轉美國霸權的傾向。改變的只是表面與戰略軸心，從歐洲和中東遷到亞洲。目前，他們在海外的軍事力量60%集中於亞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羅斯福把日本作為防患共產主義中國的屏障，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部署的軍事力量也避免了反共產主義者的軍備競賽（當時在韓國和台灣造成動亂）。畢竟，和平與經濟增長的時代不是已經到了嗎？與此同時，首先是冷戰，再來是伊斯蘭聖戰，五角大樓的注意力已轉向其他的世界地區，轉向經濟衰落而意識形態變激進和極端宗教主義的地方。不過，今天的故事是不同的。中國周邊的區域封鎖很明顯，也很危險。
80年代時，鄧小平和趙紫陽邀請了一些最著名的西方經濟學家幫助中國生產系統的合理化、市場規律的整合和經濟的國際化。條件不多，主要是要保持一黨制。當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士·托賓表示── 「這是一個罕見的重要機會」。世界銀行前身的創始人阿萊克·凱恩克勞斯強調:「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徵求國外律師的意見。」
習近平站在相反的立場: 在講話中，對於「敵對外國勢力」表示反對，強調外國企業要「服從」共產黨，並聲稱在亞太的祖傳權利。在另一方面，接受《外交雜誌》採訪時，約翰·克里最近也施加壓力，任期結束前危言聳聽表示需要利用「一切必要手段」 來保護亞洲盟國。
我們活在壓力與威脅的時代。真想讓時光倒流。
古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