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三十年中，它們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繁榮的先鋒，為中國崛起成為全球製造業強國構築了基礎。在此過程中，它們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主導力量，特別是在自然壟斷行業（如通訊和電力）和關鍵戰略性行業（如鋼鐵、煤炭和銀行）。
但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力量的傳統單邊市場目前正受到阿里巴巴和騰訊等新技術企業的衝擊。後者通過具有規模經濟的統一大平台，橫跨多邊的產品、物流和分銷等市場。這些企業通過同時為消費者和小企業打造平台——從根本上說，它們也是在提供一個公共基礎設施——直接對國企的傳統業務模式構成挑戰。
新數字平台對公共需求的反應迅速而有效。這些企業比傳統製造業更能體現合作性和共享性，幫助了消費者和小型初創企業來參與決定產品和服務的內容，包括影響從設計到分銷的各個供應鏈環節。對於創新和購買力而言，中國高達13億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競爭優勢。因此這些數字化平台能夠通過提供更勝一籌的規模、速度和便利性（包括與全球市場的對接）來顛覆老牌單邊市場生產商（包括一些國企）。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過時的業務模式——更不用說強大的惰性——使其難以辨別在變化的經濟中提供公共品的新機會並據此做出反應。比如，國有通訊公司和銀行就沒有能夠很好地應對新技術的挑戰。而華為和美的等傳統民營企業就比國有企業表現好得多，它們通過盡快學習來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和要素成本，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技術和來自西方的產品設計來提高競爭力。
如今，不可阻擋的技術進步邏輯要求中國增長模式做出改變。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尤其關鍵。例如，在國內消費硬件和耐用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的形勢下，中國必須開始發展其自身的高科技產品，同時打造強大的服務業。而隨著世界商品出口的下降——這既有周期性因素，也受到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中國必須激活其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
但是未能重新定位國有企業的新角色及沒有找到國企在新形勢下的業務模式正在拖累國企。國企可能在銀行信用、自然資源和土地方面享有特權，但它們也受到僵化的治理結構和反腐帶來的大規模人事流動的困擾。國企的關鍵人事崗位的變動，需要得到黨組織的首肯。因此，對需要不斷適應市場變化的國企來說，其決策必須獲得管理企業、執行產業政策和維護政治紀律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官員的一致同意。
國企改革的答案也許就在應對新經濟環境下新的公共基礎設施挑戰——發達經濟體已在面臨這一挑戰——包括與信息安全及公平競爭相關的問題。如果國有企業能夠改變其業務模式及角色定位，轉為以低成本提供平台和監管服務，抓住規模經濟優勢，那麼它們也許可以有助於管理大型公共平台對信息的使用。
至於國有銀行，也許可以利用它們的規模經濟等優勢為數以百萬計的渴望影響和豐富新經濟的中小企業提供多層次金融服務。
最後，國有企業也許可以涉足公私合作，與地方政府及地方民營企業一起建設交通和運輸體系、城市排水系統以及加強在食品安全、污染控制和公共安全等公共領域機構的建設和管理。
幸運的是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都擁有許多有價值的實物資產，淨資產總量高達GDP的140%以上。這些淨資產有助於緩和國企轉變業務模式和角色定位時所面臨的衝擊，比如可以填補社會保障系統的赤字及解決歷史遺留的不良債務（包括過去的腐敗、不良貸款和公共設施和服務供給不足所造成的不良債務）。
中國的國有企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改革茲事體大，中國領導人花一些時間評估及選擇是合適的。不管他們選擇那條路，都將充滿挑戰。但這些挑戰與堅持舊國企業務模式及角色定位不變將造成的負面後果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沈聯濤和肖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