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研究亦顯示，AI已成為學生的學習習慣之一：約97%的受訪學生表示曾使用AI工具輔助學習。然而，AI的普及程度，與學生對過度依賴AI的擔憂，形成了強烈反差。
面對AI迅速進入課堂並成為學習習慣，Montag指出，使用AI主要有兩大方式：利用AI來逃避動腦思考，或作為主動學習的工具之一。他在接受《澳門平台》訪問時表示：「在教育領域，基本上有兩種使用AI的方式。一種是把AI當作捷徑，例如總結文本、快速獲取答案等。這在長遠來看並非好事。」
他認為，當工具不再只是輔助過程，而是取代了建構知識的核心任務時，風險便會隨之產生。Montag以科研工作為例：「我不會讓AI替我撰寫學術文章。寫作即思考。如果讓AI代筆，只會讓我的思考變得膚淺。作為學者，我不能接受這一點。」
他補充，寫作不僅是呈現已成形的想法，更是思考過程的一部分，讓作者可以梳理論點、找出漏洞、闡述自身立場。「培養獨特的寫作風格和個人的創意想法非常重要。如果讓AI代筆，就無法做到這一點。這需要大量練習，多閱讀、多寫作，才能找到自己的聲音。」
AI作為學習夥伴
不過，Montag並不主張將AI排除於教育之外。相反，他認為當學生需要參與、回應並辯論各種觀點時，AI可以促進學習。「至少就目前而言，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把AI當作討論夥伴來使用。」
在教育層面，科技可以「像一位老師，針對特定內容提出問題模擬考試」，或用來「討論想法或質疑觀點」。他指出：「這種主動運用AI的方式，甚至可能有助於提升批判性思維。」他同時提醒，使用者若既不查證也不比對其他資料，便對AI生成的答案照單全收，將會帶來極大風險。「輕易相信大型語言模型的回應而不加思考，可能導致錯誤資訊的大規模傳播。持續將思考外判給系統，也無助於訓練批判性思維。」
科技影響不能單一而論
Montag又指出，不能以籠統的利弊結論來評估人工智能的影響。他向《澳門平台》解釋：「AI是一項通用技術，已整合至多種產品中，從智能手機的語音助理到自動駕駛汽車，以及大型語言模型（LLM）。」分析必須考慮使用者特徵、使用系統的方式與情境，以及社會與文化差異。他解釋，「我們需要綜合考量多個因素，才能理解AI對使用者及社會的影響。」
在題為《從『人工智能精神病』到『大腦腐化』：偽診斷如何在艱難時代危害真正的心理與醫學發現》（From AI Psychosis to Brain Rot: How pseudodiagnoses endanger genuine psychological and medical discovery in challenging times）的文章中，Montag分析了與AI相關的危言聳聽概念如何妨礙科學界對其真實影響的理解。
他指出，新技術的出現往往伴隨對社會、認知或心理退化的擔憂。他以「漫畫」、「電視」、「電子遊戲」以及近年的「社交媒體」等為例，指「每當社會出現新技術時，往往引發道德恐慌」。Montag承認部分風險確實存在，「並非所有擔憂都毫無根據」。他補充，世界衛生組織已正式將「遊戲成癮」定義為疾病，但問題在於將合理擔憂扭曲成模糊的定論或聳人聽聞的言論。「像『大腦腐化』（Brain Rot）或『AI精神病』（AI Psychosis）這類煽動性的詞彙毫無助益，甚至具有誤導性。」
作為人類，在AI時代，我們依然是群居動物。
他強調，使用人工智能本身並不會直接導致心理疾病，並反對簡單且一概而論地認為「接觸科技就會導致心理健康惡化」。「許多人誤以為只要使用AI，就會直接損害心理健康。但實際上，情況遠比這種單一的因果關係複雜得多。」心理健康問題通常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遺傳傾向、負面經歷、教養方式及個人心理病史。「因此，聲稱使用AI普遍會導致問題，是言過其實。」
不過，隨着AI系統越來越個人化，甚至能模仿人類的親密情感，他認為必須深入研究這些系統帶來的影響。未來五年的重點之一，應是了解如何利用A「I 提升生產力並改善學習成效」，同時避免永久性的「認知外判」。他亦主張，系統設計應避免「操弄使用者的情感世界，造成對AI的依賴」。他總結指，「作為人類，在AI時代，我們依然是群居動物。」
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
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亦延伸至國際治理層面。就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以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設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Montag認為正是時候。「我認為習近平提出的這項倡議非常及時。我也看到對人工智能治理採取跨國方針的必要性，這將讓全球都能共享AI革命帶來的機遇，並確保安全的人工智能系統得以落實。」他認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可以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起點」，並希望「有更多國家加入」這一倡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