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網紅泰特兄弟過境澳門。短暫現身的意義或許有限，但其折射的時代現象卻不容忽視。安德魯．泰特（Andrew Tate）與特里斯坦．泰特（Tristan Tate）不僅是備受爭議的網紅或職業煽動者，更是當代文化的極端產物。在他們身上，殘暴被包裝成表演，厭女被塑造成個人品牌，而羞辱他人更淪為一種娛樂。
這對網紅向來以發表厭女言論、宣揚攻擊性且具支配性的男性氣質而為人熟悉。目前，兩人在羅馬尼亞正面臨人口販運、有組織犯罪等案件的起訴與調查，其中安德魯更涉及強姦罪名；在英國，兩人亦面對數十項刑事指控，包括人口販運、強姦及暴力侵害罪行。對於所有指控，兩人一概否認。
他們至今尚未被定罪——這一事實必須予以強調。然而，無罪推定並不意味要對道德問題視而不見，更不等於自欺欺人，亦不應對這類文化現象姑息縱容。我們也無需假裝這些人物只是作風古怪的商人，或僅僅是不太體面的名人。泰特兄弟向公眾所傳遞的價值觀，已經足夠清晰。
泰特兄弟並非游離於社會邊緣，而是紮根於社會核心。他們在數字生態系統中茁壯成長，而這個生態系統鼓勵衝擊性的言行、語言上的暴力、持續的挑釁，以及對人性一切事物的粗暴簡化
他們代表了當代社會對「成功」最畸形的定義：力量取決於恐嚇的能力，男子氣概是靠羞辱女性來證明，權力則被簡化為炫耀金錢、犬儒與毫無顧忌。圍繞這一切所建構的，是一種以支配、怨恨與殘酷為核心的美學，更被包裝成「自我主張」的象徵。這是一種道德垃圾，偽裝成專安慰自卑男性的心靈雞湯。
或許這正是最令人不安的一點。泰特兄弟並非游離於社會邊緣，而是紮根於社會核心。他們在數字生態系統中茁壯成長，而這個生態系統鼓勵衝擊性的言行、語言上的暴力、持續的挑釁，以及對人性一切事物的粗暴簡化。他們之所以成名，是因為市場確實存在需求，而演算法則不斷將這一切推至更遠。
這不僅僅是一宗媒體事件，更是一種時代扭曲的縮影。泰特兄弟的成功，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病灶：殘酷被誤認為魅力，偏見被包裝成坦率，墮落被視作自由。它也反映出，一個社會已無法分辨知名度與價值、影響力與榜樣之間的差異。
嚴肅看待他們，並不意味着抬高其地位，而是要承認這類人物並非一時的怪誕，而是現實病灶的極端表現：仇視女性、歌頌暴力、公共討論的道德淪亡，以及將墮落包裝成值得追求的產品。
泰特兄弟並非社會的異數，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是最荒誕的倒影，但社會容忍，甚而美化。澳門是一座開放的城市，禁止他們入境本無意義。然而，出於政治原因，記者、學者與作家有時卻會被拒諸門外，這在此地並不合理。若真能選擇，我寧願將這類粗鄙之徒拒諸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