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葡語界最重要的獎項，身兼教授、散文家和作家，巴西人，86歲，西爾維亞諾（Silviano Santiago）表示，希望自己能留下的是不受制約的創作。卡蒙斯獎評委會看中的正是這位作者質疑語言和反思身份的這種無拘無束。《在自由中》（Em Liberdade）被認為是最能代表20世紀巴西小說、詩歌和散文的作品之一。 他挑戰了歐洲中心主義對巴西文學的觀點。其他獎項，如2015年的Oceanos獎和兩年後的Jabuti獎亦打響了這個名字。西爾維亞諾在接受《澳門平台》的專訪中提到，巴西成為國際上的主角，對葡語來說是重要的。他表明：「這是一個方向，博爾索納羅卻完全否認了這一點」
－你認為這個獎項是「在巴西，在世界非常困難的時期獲得的」。文學能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S.S-在得知這一消息時，我的情緒是克制的。現在我可以說它已經滿溢了。我們在選舉中取得了漂亮的勝利。文學並不干預，而最終它有助於反思。我的作品緊貼時事。我的第一本書—《在自由中Em Liberdade》（改編GracilianoRamos被釋放時的自傳小說）—出版時，巴西正從第二次獨裁統治中走出來，即1964年的軍事政變。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人們思考，當專制政權結束時，什麼是自由。
－卡蒙斯獎旨在表彰「其作品有助於突出與肯定葡文文學和文化遺產」的作者。你想留下什麼文化遺產？
S.S-創造的無拘無束。湯姆・史塔佩（Tom Stoppard）—一位偉大的英國劇作家—曾問我，用一種少數人的語言寫作是什麼感覺。他告訴我，當他寫作時，必須做出犧牲，因為他知道作品將被翻譯，而這限制了他。用葡萄牙語寫作，給予我絕對的自由。
－雖然作品的品質得到肯定，也預計會有其他尚未面臨的困難。
S.S-用葡萄牙語寫作接近於用德語或俄語寫作，面臨著傳播困難，而且因為沒有足夠的讀者，需要翻譯文本。但這劣勢也成了優勢。穆里洛·魯比奧（MuriloRubião）的《火藥味十足的撒迦利亞》（O Pirotécnico Zacarias）是這樣開始的：「事實上我已經死了」。與將其翻譯成法語的譯員交談時，我問她為什麼不翻譯第一句話。她回答說，這在法語中沒有意義，因為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敘述。而葡語的這種障礙可以成為一種力量，只是這取決於作者的才華。幸運的是，我們的作者一直都相當出色。例如利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當時會有誰像她那樣寫作嗎？沒有，這證明她是一個身後出名的作者，她比她的時代更現代。
－ 翻譯該作品的帕洛瑪．維達爾（Paloma Vidal）將你描述為一個「向自己提出關於什麼是文學創作、這個作品意味著什麼，什麼政治含義的問題」的作家。你這樣認為嗎？
S.S-不僅僅是我，還有我們這一代人，他們將因對語言的思考而聞名。作為弗洛伊德、尼采和馬克思的後繼者，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任何語言是自發的。詩人若昂．奈托（João Cabral de MeloNeto）的形式主義是有特徵的。如果你解讀一個19世紀的作者，那語言是一樣的。在我們這一代，每人都有一種語言。有一個「我」是本質的，還有各種的「我」，是共同輔助。這是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理解，不只有我們。
－你也被認為是跨學科和後殖民分析的先鋒。你的主張是什麼？
S.S-傅柯說，對一本書來說，重要的是質疑作品和作者之間的關係。我一直十分重視解開這個迷。我的傳記資料在我的生命旅程中非常有意義。20世紀60年代，我獲得了法國政府的獎學金，去索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我到達時，我非常震驚，因為我所看到的與我所讀到的法國不同。當時正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高峰期。我還發現有一個殖民巴西。安東尼奧．坎迪多（AntônioCândido）的巴西文學大全，介紹的是由1800年開始的巴西文學。我意識到我沒有讀過任何關於殖民時期的書，與此同時，這個城市爆發殖民主義，警員沒有要求我提供身份證，而是要求巴西黑人。我意識到了殖民主義，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還有呢？
S.S-我的興趣之一正是研究巴西在殖民時期寫作的作品。「拉美話語之間的位置」是這種沉浸和差異哲學的結果。我想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文學。這個想法並不是要輕視十八世紀以後的產物，而是這裡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進入了我的推論—形成「補遺」而非「填充」的想法。我可能是第一批去殖民主義者之一我沒有使用這個詞。我預計會有一個產物，我的每本書都是不同的，因為它是研究、思考的產物。我感覺到一種邪惡，當我感覺到它的時候，我想去挖掘它，深入瞭解為什麼我有這種感覺，可能對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說。這是奇怪的事情，將困擾很多人。我已經飽受抨擊。
－你談到，「在巴西這樣一個複雜而豐富的國家，經歷了土著種族滅絕和黑人奴隸制等暴力，身份的概念需要具有包容性，也就是說，有必要在身份的形式上下功夫，而不是單一的身份」。你是否正在走這方向？
S.S-一步一步地。博爾索納羅政府是非常落後的，而盧拉領導的政府則更尋求包容。1950年代，當我在米納斯吉拉斯聯邦大學學習時，沒有一個黑人或土著人，教授也很少。文學教學開始於18世紀，這標誌著人們認為巴西文學已經成為巴西的文學。這不是一種誤解，而是從歐洲中心角度思考巴西的一種方式。
－你說博爾索納羅構成了具體的威脅，因為他與極右翼有聯繫。現在他已經輸了選舉，威脅不再存在了嗎？
S.S-當然不是。只是民主的鑰匙被轉動了。我只有一個擔憂：政治過度司法化。那個必要的夥伴—即司法—如何能以一種不那麼官僚主義和更平衡的方式進行干預。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的精明—正確來說是無賴—無遠弗屆。他永遠不會在參議院作證，也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成為總統候選人。我擔心巴西的這一變化會受到敵對，這曾經涉及到投票的效用。現在我明白了，沒有這種擔憂，就不可能對抗博爾索納羅主義的浪潮。
－盧拉並沒有被視為一個完美無缺的政治家。 有人認為，是在較小的邪惡與沒有人會拯救巴西之間做出的選擇。
S.S-莫羅（Moro，前司法部長）是政治司法化的另一個公然例子。這對我們，對歐洲人，特別是對非洲人來說是可怕的，因為他關閉了所有的巴西大公司，這些公司為巴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服務，當然—因為我們不是那麼慷慨，我們知道在非洲這種巴西新殖民主義的惡劣行徑。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但發生的情況是，所有公司都不得不離開。當時我在安哥拉，誰取代了他們？中國人。莫羅把葡語國家免費送給了中國。
原可告訴巴西Odebrecht公司支付不知道多少百萬，制裁負責人。但工人沒有被解雇，分公司並沒有被關閉。對於政治的司法化，令我不安的不是腐敗者被發現，而是每個人最終都受到影響。我希望能對盧拉的罪責進行一些思考，並不是說他們可以豁免，但有一些方法和途徑去讓他們付出代價。司法工作是拙
劣的。
－盧拉在他的勝利演講中表示：「我希望更多的書，更少的槍，因為文化能滋養靈魂」。你會認可這個倡議嗎
S.S-我一直都是一個盧拉主義者，非常欽佩他治理國家的方式。他相信文化，並且首先相信教育。他制定了有利於弱勢群體的特殊方案。文學的力量是喚醒靈魂。這是一個獲得你想要的東西的好方法。文化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在教育部，我們有四個部長，正處於一種災難性的狀態。再談到語言問題上，巴西成為國際主角是必然的，這是一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