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任期結束只餘很短的時間，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IPOR）主席夏祖堯（Joaquim Ramos）仍未知道會否續任。在IPOR未來三年的發展報告中，他確保已經實現所定的目標，並保證IPOR和葡萄牙語將保持優越的地位，儘管這與當局強調愛國教育和愛國之間，存在競爭。
—你上任的時候說，「IPOR接觸的圈子包括中國及其鄰國」的目標。為此有甚麼進展？
夏祖堯：目標是通過教師培訓，和IPOR與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合作所實現的。這是一項正在實施並得到鞏固的戰略。在駐華大使館，我們有一位老師為多方的需求牽線搭橋作出貢獻，即為學生準備葡萄牙語國際認證考試，提供面對面和遠端學習語言課程，並參與內部戰略指導方針，例如幫助協會或政府機構，在葡語的背景下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點。我們正在等待啟動其他專案，例如成都的語言中心，該專案已經達成協議，但尚未開始。
—當時，您還提到葡語在越南、泰國、東帝汶、印尼和中國等國家的大學中，呈「指數式增長」。IPOR是否滿足了需求？
夏祖堯：我們設定的目標已經實現，在印度有一個培訓項目無法實施，儘管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半中，並沒有親自參與。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在新冠疫情穩定後，儘快恢復的重點。
—通過大灣區融入內地，是澳門的首要任務。這任務是否改變了賈梅士學院和IPOR在澳門的語言政策/戰略？
夏祖堯：沒有改變，而是迫使內部重組，並在尋求夥伴關係方面加大力度，但戰略仍然是一樣的。那就是以文化為輔的葡語教學。為配合大灣區的戰略，政府加強對葡萄牙語教學機構的支持，比如在香港。另一種方式是在國際範圍內將葡萄牙語作為一種外語進行認證。我們有越來越多來自內地的學員和葡語愛好者，他們來自多個領域：投資者、對文化感興趣的人、希望從事翻譯工作的人。
—IPOR在大灣區做了哪些工作來證明自己？
夏祖堯：在投資方面，例如黃金簽證需要有最低語言水準。葡語學習必須得到認證，這就是IPOR在這個地區的定位。增長一直是呈指數級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年舉辦約400場認證考試。此外，通過建立夥伴關係，我們正在向學校輸出我們的專業知識—這些知識體現在我們製作的手冊和教科書中，就像香港一樣。
—但是，一旦大灣區啟動並運行，你覺得IPOR會有哪些工作？
夏祖堯：我可以說，最理想的是實現無障礙交流，但這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我們必須基於實際遵守計劃和法律。
—在澳門和內地，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受過葡萄牙語培訓的工作人員教葡語。IPOR會否失去優勢？
夏祖堯：我認為不會。首先，因為IPOR是一個在澳門註冊的機構，也是澳門的資產，我一直都是這麼覺得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IPOR工作的背景。大學有學術背景，而IPOR的工作主要是非學術性的，主要針對那些希望豐富履歷或使用葡語追求十分具體的目標的學生。
—你不覺得競爭帶來威脅嗎？
夏祖堯：IPOR的學生並不希望像大學裡那樣，學習語言學課程或筆譯和口譯的專業課程。我們沒有競爭的想法，而是形成互補，我們與澳門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關係可以證明。例如，有很多人在澳門大學學習法律，然後到IPOR來學習補充課程。但是，即使有競爭的邏輯，我們也有高度專業化的教師，他們都有公認的碩士學位或教學經驗，有些還有博士學位；他們每年至少參加一次語言學、教育學和其他領域的培訓和進修課程。我們有足夠的資源來面對這種情況，所以沒有問題。
—幾年前，官方非常堅持讓澳門成為中葡關係的中介平台。最近，人們注意到重點已經轉移到大灣區和愛國教育。你是否擔心這個會對IPOR等機構和葡語學習者的興趣產生消極影響？
夏祖堯：我不認為有甚麼問題。我們在澳門，澳門屬於中國，政治方針的背景是當局理解的。我們要做的就是關注行政當局的戰略變化，看看我們如何能在與我們有關的部分，即葡語教學方面發揮作用。關於你提到的背景—特別是大灣區和與葡語國家的關係—我認為，對前者的承諾和澳門在後者中，可以發展的中介作用之間沒有衝突。我們不必厚此薄彼，可以再有一個互補的關係。
—平台作用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次要的目的？
夏祖堯：我不認為澳門作為一個平台的願景有衰退的跡象。相反，就中葡論壇而言，我看到的是對這種關係的堅持，以及在文化和商業層面上，促進中國在葡語國家投資的成果。就IPOR的具體經驗而言，一些想在葡萄牙、巴西、佛得角以及莫桑比克投資的商業人士，他們語言學習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在這裡的三年中，目睹了對這些國家接受投資的潛力的看法有所演變。保持澳門作為中葡平台是有利可圖的，我不認為這會與大灣區的發展有競爭，恰恰相反，這對澳門有利，這可以幫助企業家進行投資。
—面對已經成為優先事項的愛國主義教育，你是否擔心葡語會失去其正式語言的地位？
夏祖堯：實話說我不知道。澳門的確加強了愛國主義教育這一政策，但並不意味着孤立或將社會封閉在一個泡沫中。我不認為增加愛國主義就意味着減少對其他文化的了解。事實上，在我們知道的現有的東方實用主義觀點中，了解的文化越多，商業、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潛力就越大。學習語言不一定是不愛國的同義詞，甚至相反的，可以成為一種機制，擁有與其他國家接觸的特權管道，以加強中國的地位。
—然而沒有任何警示嗎？
夏祖堯：我不認為要表達愛國，就必須表明不愛其他文化，我們有例子表明我們並不害怕當前的局面。最近，IPOR最高級課程的畢業生舉行了畢業典禮，44名畢業生中有10名是澳門行政部門的僱員，因此，由於多種原因，對葡語的需求仍然存在。實話說，我不知道在40年、50年或60年後，葡語是否還依然重要。但是目前我知道，就我所看到的，葡語是一種重要的、有價值的語言。
—從法律來看，在2049年主權移交期結束之前，葡語一直都會作為正式語言嗎？
夏祖堯：從法律出發，這是澳門的原則，因為這是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方針中指出葡語是一種需要重視的語言。我記得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訪問葡萄牙時，強調兩個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文化傳播和語言推廣—中文葡語相結合。國家主席都這麼做，我當然要採取樂觀的看法。
—訪問澳門時，葡萄牙駐北京大使強調，葡萄牙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有三個優先領域，其中之一是文化。在文化領域IPOR可以發揮甚麼作用？
夏祖堯：IPOR在這一領域已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年我們都有幾十個項目走入社區，只要有可能，這些項目就會進入中國其他地區繼續發展。其中一個例子是葡萄牙通過遞送作曲家魯伊．馬塞納．馬恩省的樂譜參加了一個古典音樂節。在澳門，我認為這種活動是可以實踐的。我們已經表明，我們不僅是一個展示文化的特殊載體，同時也有在澳門建立葡萄牙、中國和其他地方藝術家之間的管道作用。
—您還期待着在「文化外交」方面進行合作，這是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歐冠溢設定的目標。您覺得符合這個目標嗎？
夏祖堯：我認為這正在具體化，儘管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限制組織活動，特別是大規模活動。使之具體化的活動之一是「六月，葡萄牙月」活動。我們知道，澳門有三個主要社群—中國人、澳門人和葡萄牙人，他們沒有融合在一起，此舉就是為了打破這一僵局。
—學生方面有更多的需求嗎？
夏祖堯：去年我們有一個驚喜。學年結束時我們有4000多名學生。前一年是4900，今年是4700，甚至更多。我們以為會有一個顯著的降幅，結果只是少量的。我們注意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兒童和年輕人的課程有所增加，幾乎翻了一番。我們過去有60、70人，現在有兩倍，有很多人無法參加，因為已經沒有多的學位了。我們還與澳門大學和一些機構簽訂特定課程協定，其中有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銀行。這也是我之前所說的內容的一個佐證。我知道情況有所不同，但我對葡萄牙語的未來並不感到恐慌，因為它本身就有價值。
—疫情對此有甚麼影響？
夏祖堯：影響是巨大的。最大的是在人力資源層面。我們需要招聘教師，但招不到，我們還有一個合作夥伴線上工作。財政方面還過得去，但我們一直都在工作，不能休息。到訪我們有夥伴關係的地方加強聯繫是非常重要的，但因為疫情擱置了。
—離您任期結束的時間越來越近了。您會留下來嗎？
夏祖堯：我不知道。時間非常短，所以我很擔心，有一系列的限制，我也能理解。我想我還有其他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以我不知道。
—你想留下來嗎？
夏祖堯：我認為無論誰來到澳門，最後都會愛上這座城市。這項工作非常有趣，我非常高興與這個團隊合作。除了在葡語仍然活躍的背景下在東方留下來，這將是主要的挑戰。在這三年裡，我認為IPOR與一些社團機構的關係也得到了加強，這是我想繼續關注的一個方向。
夏祖堯：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如果我繼續留任，直到12月我才會考慮這個問題，有人說新冠疫情已經完全解決了。在不確定環境將如何允許我們跟進之前，現在構想一個恢復對亞太地區投資的專案，加強與政府機構的關係以確定目標受眾，是沒有意義的。
—你是否完成了你所設定的目標？
夏祖堯：我不太喜歡用「我所做的工作」這個說法。有幾天我生病在家，但IPOR沒有消失。這實際上是一個團隊的努力。我對過去幾年所做的事情滿意嗎？是的，我很滿意。我們有大量的學生，我們與政府機構有良好的關係，商業機構參與IPOR的程度也在增加。我很滿意，但我充分意識到，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