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意識到生活就在那裡,而不是總是哭泣」 - Plataforma Media

「我們必須意識到生活就在那裡,而不是總是哭泣」

當問到自己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時,會給出什麼答案?為了找尋答案,米格爾·岡薩雷斯·門德斯用了四年拍攝了一部影片。這部紀錄片將於2019年首映。
葡萄牙導演米格爾·岡薩雷斯·門德斯用了四年時間拍攝,找尋這一最重要的問題的答案——《生命的真義》,這是他最新的一部紀錄片,拍攝於本月結束,預計將於2019年首映。四年間,他跟隨一位患有罕見遺傳疾病的年輕巴西男子Giovane,通過旅行展示了這種由葡萄牙最先發現的疾病在世界的傳播史,影片中還出現了七位不同身份的公眾人物。這部關於旅程的影片因死亡而開始,如今米格爾·岡薩雷斯·門德斯給出了答案「生命就在那裡」,無論我們想在生命中成為什麼樣的人。澳門是這位導演經常到訪的地區,也是影片拍攝地之一,岡薩雷斯·門德斯感受到,澳門正在失去靈魂,而且文化規劃正處於起步階段。 「造成澳門在這方面失敗的是葡萄牙,它是最糟糕的治理者。」他指責道。 (澳門平台:澳;米格爾·岡薩雷斯·門德斯:米)
澳:拍攝這部影片的想法是從哪來的?
米:是在《若澤與皮拉》之後產生的(關於葡萄牙諾貝爾文學獎的紀錄片)。我所有的電影都關注死亡,這是我的恐懼。我開始認為,我的電影有些傷感,總是在講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而且我認為了解我們在活著的時候做了什麼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尤其是在這個危機時期,系統崩潰的時候,很多人不再信宗教。是什麼讓我們站在這裡繼續前進?這部電影是在追尋這個答案。我是沒有信仰的人。我認為人類是一場災難,懷疑我們作為一個物種是否應該依靠我們造成的破壞而生活。這一「我們去哪裡,我們做什麼」的問題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共通的,特別是今天,在我們更迷茫的時候。我希望去看電影的人在離開的時候有改變,會希望更充分地生活。
澳:關於這部電影有什麼期待嗎?
米:這部電影也是一種臨時膠囊,是我們生活的這個精神分裂時期的結晶。電影出現了7個真實的人,其中包括Giovane,電影的英雄和主角,他患有家族性澱粉樣物多發性神經病變。這是一種由葡萄牙率先發現的疾病,死亡率較高。在即將進行肝臟移植之際,他決定去旅行,路線是500年前該疾病的傳播版圖。我們旅行了九個月,直到他被叫去進行移植,因此差不多一年內我們無法記錄他。在影片中,這個迷茫的人一直在找尋生命的意義。同時,我們也記錄了這七位公眾人物的生活,三年中,他們作為現代世界的新英雄生活。除關注Giovane外,我們也與這些人進行公共層面的接觸,然後與其進行私人層面的接觸。這七位人物代表各種頻譜的角色,人們可以對他們進行識別。在政治中,我們記錄了瑪麗娜·席爾瓦的競選宣傳和羅塞夫的「彈劾」。在法律中,我們記錄了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森嘗試從厄瓜多爾大使館釋放阿桑奇的過程。我們還拍攝了葡萄牙作家瓦爾特·雨果·瑪伊和希瓦爾·奧爾姆·希爾馬森,他是愛爾蘭主要音樂家,西古爾·羅斯和比約克的導師。日本藝術家森萬里子。我們的攝像頭拍攝了宇航員安德烈亞斯·莫根森的第一段旅程,由他自行帶著我們的鏡頭。以及色情演員科爾比·凱勒。
澳:為什麼選擇這些人物,你是如何联係到他們的?
米:因為我很可愛,擁有迷人的微笑(笑聲)。這是一個可怕的過程。成功說服安德烈亞斯花了兩年時間。巴爾塔薩和阿桑奇的事上,厄瓜多爾大使館的所有鏡頭都是一個問題,因為有些事可能對阿桑奇不利。製作過程很瘋狂。我經常說,這是四個人在進行的一場「星球大戰」。但在原型方面,我認為他們是最具人類代表性的人物。政治、性、科學、文化……我認為每個領域的代表角色都可以向我們描繪出人類這一整體。 Giovane的病是悲劇,是談論全球化與世界歷史的前提。他所患的疾病在葡萄牙出生,也由葡萄牙擴散至全世界。我們在進行有效的連接。我們可以繼續作為部落生活,生活在廉價的民族主義中,但事實是我們都是孤立無援的。
澳:這部影片拍攝了四年。這一項目用的時間是不是太久了?
米:我仍然在發愁時間的問題,但之前更愁一些。這很可怕,尤其是考慮到我們工作的艱苦條件。但事實是,無論多麼令人厭倦和具有破壞性,工作的強度和作為人的豐富性讓我認為我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作為四個人生活。這是非常無聊和漫長的,但電影帶給我的財富是粗暴的。我感到自豪——甚至似乎有些愚蠢和自負——有幸與(馬里奧)塞薩里尼(葡萄牙詩人、也是這位導演的另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生活了三年,拍攝了薩拉馬戈四年,現在也在與傑出人士合作。我母親總是教我將不可能變為可能。做這件事是在突破我的極限,甚至有點太過了,給我的健康和幸福帶來麻煩。它有不好的部分。非常不穩定的生活使得我無法獲得很多我們所缺乏的東西,如愛和關懷。
澳:與死亡的關係是隨著項目改變的嗎?
米:我對於死亡有一種巨大的恐慌。事實是,我認為對死亡有恐懼也不意味著我們是廢人。希望這部電影成為一種安撫這個問題的方法。我們不要總是因為生活的不幸而哭泣,而是要意識到生活就在那裡。這部電影是為了讓人們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人,並表明我們是比自身更強大的團體,事實上,我們必須為了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宜居、更有尊嚴、更團結而鬥爭。
澳:這是一段5.6萬公里的旅程,一直在海上或陸地上。它使你以另一種方式看待世界?
米:有一件事是所有國家共有的:過度的財富和苦難。每個人都是種族主義者,較其他人而言他們有一種優越感。令人驚訝的是,在所有國家都有這種部落主義的問題,即看別人低自己一級。沒有一個國家逃脫。這很令人難過。
澳:澳門是你的拍攝地之一。
米:我與澳門有一種特殊的關係。我去過幾次,見證了主權移交,還拍攝過系列影片《一無所有》。我擔心澳門的靈魂正在消失。當然,一個人不能懷舊,但澳門過去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組合。我最近一次去那裡時明確感受到一種「迪士尼化」。當你開始複製副本的副本時,就失去了真正的價值,這是人類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我感到很遺憾
澳:你已多次在澳門拍攝。這是一座電影城嗎?
米:它很適合電影拍攝,包括賭場和霓虹燈。還有歐洲風景,葡萄牙的遺跡,這使它更特別。澳門或許比香港的多樣性更豐富,它擁有各種風景和風格,這使它因為其自身的建築、景觀和空間多樣性而成為絕對的拍攝中心。
澳:澳門有錢,正在投資創意產業,已經創辦了國際電影節。你認為它有成為藝術發揮重要作用的地區的能力嗎?
米:錢有很多幫助,但並不是全部。問題是該地區是否能夠編織出創意網絡。舉辦節日還不夠。必須能夠讓藝術家在那裡創作。相較於創辦節日而言,問題是城市是否擁有靈魂。我覺得澳門的靈魂有略微喪失。如果所有居民都成為賭場僱員,就不會有與這片土地的聯繫,沒有創作。你可以舉辦節日,但會留下什麼嗎?人們都會去,還是只有精英去?平衡在於:有令創作者安心創作的方式、公眾和條件。澳門可以成為該地區卓越的文化中心,但為了實現這一點,澳門必須保持一定的特色,抓住創作者,更國際化,減少封閉。也有與葡萄牙精英有關的問題, 這令很多人不滿。葡萄牙也有一樣的問題。
澳: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緩慢的原因是什麼?
米:是葡萄牙,它是糟糕的治理者,尤其是離開前幾年。很多葡萄牙人去澳門賺錢。他們不與任何人融合,甚至連三四個中文詞語都不會。他們對周圍的社群持傲慢的態度,以居高臨下的視角看待中國和土生葡人社群。沒有留下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和令其變得更好的貢獻。不可思議的是,以前澳門的學校不教葡語,但現在中國正在這樣做。最大的錯誤都是從葡萄牙開始的。即使是今天,葡萄牙可能會做其沒有做的工作。葡萄牙的幸運是澳門仍然希望保存葡萄牙文化。
澳:你考慮在澳門進行新項目嗎?
米:為了支付這部電影的賬單我不得不再接受另外兩個項目。一個是關於法蒂瑪,另一個是關於愛德華多•洛倫索。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我無法再接其他項目,否則我就不得不住院。下一個項目是將薩拉瑪戈的《耶穌基督福音》改編為電影。但回來永遠是一種榮幸,因為我愛澳門。我的成人旅行是在澳門,因此它對我而言是特別的。如果我們不再將澳門作為出逃的空間就很好,尤其是對於葡萄牙人而言。感覺就像每個在澳門的人都在逃避某些東西。希望澳門不僅僅是我們避難的逃生空間,而且成為我們建造東西的空間。
澳:你曾談到資金限制。你如何獲得這麼長的項目的預算?
米:這部電影非常昂貴,成本為150萬歐元。當然,對於葡萄牙的現實和紀錄片來說,這很昂貴,因為如果是系列片應該是三倍的價格。我們還缺20萬歐元。我們有很多援助。大部分資金的獲得是因為我與費爾南多·梅里爾斯的合作(這就是為什麼我住在聖保羅)以及佩德羅·阿爾莫多瓦爾。我們一直在節省開支。總是在有錢和沒錢之間擺動,我不是開玩笑。但至少我的生活是充實的,這很好。
澳:你希望在哪里首映?
米:確定會在葡萄牙、巴西、西班牙、冰島、美國、日本和墨西哥首次亮相。但還有一些拍攝地是我希望首映的地點,如澳門和果阿。

卡特里娜·布里特斯·蘇亞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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