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專訪 也許亞投行將反映出一個北京共識

也許亞投行將反映出一個北京共識

Stephany Griffith-Jones,開發信貸領域的權威專家之一,相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改變國際融資的範式

澳門平台:您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BAII)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它將對現有的開發銀行帶來什麼影響?
Stephany Griffith-Jones: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亞投行有被很好的管理,它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高效優異的開發銀行,同時還對開發專案有著影響力。因此它很可能對其他開發銀行產生影響。存在一些積極因素。首先,它會帶來更多的資金,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基礎設施方面存在廣闊的需求——亞洲的需求估計為6000億美元。我們希望亞投行能更靈活,能適應不同國家的特點。也許會給較貧窮的國家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多技術援助。以世界銀行為例,雖然各項標準正在發生變化,但它仍然處在許多非政府組織的壓力下。這也從另一方面驗證了亞投行的健康模式,因為有歐洲成員國進入銀行中。而且這也造成了全球管理方面的變化,因為在亞投行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反映出西方國家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有趣的是,由於有新機構如亞投行的出現,發達國家將作出更大的努力。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終於要進行改革,雖然是有限的,但正在進行中,世界銀行也正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入更多資金。我期望有競爭來提高標準,帶來更好的設計,更快的審批速度,更好的評估和對發展帶去更大的影響。代理人過多的風險一直存在,有競爭能降低杠杆。此外,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亞投行將反映出一個北京共識,而非華盛頓共識。

澳門平台:標準問題看起來像一把雙刃劍……
S.G.J:它相當複雜。例如,氣候變化問題實際且重要,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必須尊重它的極限。因此存在對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需求,總體而言就是減少對碳密集型來源發展戰略的依賴。主要的挑戰當然在於大國,如美國和中國,在我的印象中,這些開發銀行往往能夠對人口較少的國家更好地施加條件。它們向馬里要求東西,而不向德國或中國。這些要求必須與國家的大小相稱,有人認為所施加的標準必須考慮該國自己的標準:檢查它們是否滿足本國的標準,如果存在不足,就加強這些標準。各國法律得到尊重是十分重要的。

澳門平台:亞投行行長金立群選擇了「精幹、廉潔和綠色」作為銀行的口號。這是什麼意思?
S.G.J:亞投行有一個有趣的模式,即它不具有永久的管理委員會。歐洲投資銀行就是這樣運行的,拉美開發銀行和前CAF只有一個按季度召開的管理層會議,由高級管理人員指揮。更低的政治性在一定意義上會使其更靈活。如果團隊很好,事情就會運行的更快,而世界銀行有一個永久性的管理層,他們評估每個專案都非常詳細。亞投行的項目審批則快得多,而各個國家都喜歡這一點。

澳門平台:有把審批更快作為目標嗎?
S.G.J:是的,這是其理念。最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必須經過精心設計和仔細評估。也許中國方面有一點點不太謹慎。一定要小心如債務可持續性和政治風險問題——一些潛在受益國的情況非常複雜。世界銀行在非洲,尤其是在低收入國家中已經賠了很多錢,最終世行不得不免除債務。中國可能經驗較少,但亞投行會很有意思,因為其成員有英國和德國——已經有賠錢的經驗。必須要保持樂觀且有更多的作為,但也要仔細地評估風險。

澳門平台:投資的不確定性在很多地方都非常嚴重。這一點會如何反映?
S.G.J:經濟環境已經完全改變了。三年前,當出現金磚國家銀行(新開發銀行)的觀點時,中國以10%的速度在增長,巴西情況還不錯,印度和南非也是。目前只有印度還行……當然,中國仍相當不錯。但是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和麻煩。日本情況不是很好,歐元區也不行。美國情況相對好一點,但世界經濟正處在更加困難的局面之中。但我也看到了積極方面。一般情況下,有資本戲劇性的逃離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但是這種歷史性反週期運行的公共銀行,將繼續放貸和資助長期投資,這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投資就會中斷。

Entrevista 2

澳門平台:公共銀行有更多的資金,以確保吸引私人資金時不需要高深金融知識的專案的廉價融資?
S.G.J:這個討論很重要。私營部門總是強調最高的安全性,最大的保證和最豐厚的利潤。換句話說,他們希望風險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但是公共部門必須考慮完全相反的:保證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吸引私人投資,並在適當情況下提供針對監管風險的擔保。現在的情況是不必保證任何具有商業風險的事情。這在於私人領域。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時賺時虧。同樣重要的是建立機制,這樣當項目進展順利時,公共銀行會有一個利潤分享。虧本的風險總是存在的,但可期的利潤會帶來更多的資金和更大的借貸。這些可以彌補可能的損失。所有這一切都必須足夠簡單。
以我在金融危機方面的經驗來看,私營部門常採用的機制的複雜性——往往會掩蓋住風險。我對此種煉金術式的融資;從極少量中突然提取這麼多。無論怎樣都存在很大的杠杆。在亞投行的情況下,以200億美元的付費資金可以借用1400億美元。如果有私人共同融資,這個數額甚至可以達到2800億。杠杆比率為14倍。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的美國銀行的杠杆比率是30倍。此煉金術式的融資最終會變得很糟糕。當然這一切也有助於貸款速度加快;但是要抓緊時間創造新的工具機制。

澳門平台:更強的謹慎性也沒有減少私營部門的積極性?
S.G.J:沒有減少。顯然,必須有一個對私營部門有吸引力的結構。我撰寫了一份有關建立歐洲投資基金背景的文件,其中包括公私夥伴關係的情況。當我接受採訪時,他們知道是我在為歐洲委員會工作;因此,答案主要針對最大限度的保證。這是一種開發銀行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遊戲。如果給他們提供的東西太少,他們不會參與,但我們也不想給他們太多;我們不想把公共基金供給大型私人利潤。在政策框架方面是不容易的;我們必須與私營部門工作,但又要捍衛公共利益。重要的是,對發展的淨影響是顯著的。因為中國已經有這方面的發展經驗,可以將這個新開發銀行設計的更具活力。

澳門平台:在有中國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的情況下,您怎麼看亞投行和中國單方面倡議之間的關節?存在兩種策略嗎?
S.G.J:是的,但和現在已知的一些案例(例如在美國的)並沒有什麼不同。國家機構和多邊機構之間的這種緊張不是中國特有的。現在這一問題被多次強調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代理商。但在過去,美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採取過相同的行動。總體而言,像我這樣的開發經濟學家們往往傾向於多邊倡議,青睞更為多邊的機構,儘管他們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之前有人說中國人應該更多地參與多邊機構。他們現在就在參與了;不能批評這一點,這是好事。存在更大的規則服從,而不是單獨行動,這樣是很難強加個人興趣的。當然也比較難進行談判協商,但亞投行相對已經比較好了。當然也存在緊張局勢。最開始時,亞投行要採取與世界銀行聯合融資的模式,就已經有人說,過多的相似會不好。還有人認為從中國開發銀行的角度來看事情是一個不好的利益瓶頸。理想狀態是將兩者混合:吸收世界銀行的經驗並結合中國的經驗教訓,例如,中國一直是推廣太陽能的主要參與者。

澳門平台:也有促進民族產業的優點……
S.G.J:當然。這個情況並不少見。中國因為其巨大的體量和咄咄逼人的態勢讓這個情況變得十分明顯。但從智利等太陽能電池板進口國的角度來看,這讓他們受益良多。現在,他們能使用太陽能而不需要進行補貼,因為中國的面板便宜得多。德國太陽能電池板的生產商會不高興,但世界有時就是這樣運行的。國家不是非政府組織。對我來說,測試就是了解發展中國家按淨額計算是否有獲利。

澳門平台:有顯示出中國企業參與其中的中國資金存在。想要發展自身工業的目標國家會將這些條款視作麻煩嗎?
S.G.J:亞投行的姿態非常寬鬆。這些援助可以由任何國家的公司進行。例如,您可以向非成員國的美國購買設備。這份慷慨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為項目聘用的人才。我們聽到的有關中國融資在非洲的故事,都是中國的建設不好,項目昂貴,不僱用當地勞動力。但好的和壞的例子都會有,我們需要審查每個個案。這些非洲國家喜歡的是中國人去建設港口和道路,而世界銀行卻總提起提高治理水準和改善人權——當然這是很重要。改革是必須的,但我不確定從外部強加給他們會是一個好主意。最好要有機構保證技術技能。世界銀行受到發展中國家推崇是因為它有優秀的工程師。但世行不再有很多的資助基礎設施和獲得盡可能多的能力。建設基礎設施有利於國家的實體經濟。亞投行將完成這一點,這很好。但是必須要有好且有競爭力的項目,不管誰是供應方。

瑪麗亞.卡埃塔諾

聯絡我們

平台媒體,聚焦中葡關係。

平台編輯部

關於我們

電子報

訂閱平台電子報,縱觀全球新聞

@2023 – Copyright Plataforma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