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每位候選人我都頗有印象。在第一輪的選舉中，我將選票投給了社會自由黨（Psol）候選人盧西亞娜·任羅（Luciana Genro）。我可以在這裏一一羅列出我作出選擇的原因，但是我卻想談一些更為觸動我的問題，即這些候選人是以何種方式看待存在於巴西的種族問題的。
最後一場辯論接近尾聲時，某一種感受於我來說十分的強烈，而現在，我已經從他（她）們的講話和陳述確認了它到底是什麼。我還記得海梅·安帕羅（Jaime Amparo）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了弗朗茨·法農（Franz Fanon）並援引了他的觀點之一，即黑人在社會領域的不可能性。對於法農（Fanon）來說，我們這些黑人都居住在一個被稱為“非存在的區域”的地方。這也就是說，從世俗和社會的層面來講，我們都是死亡的，而且是那種本體的死亡。
正因為如此，我感覺到作為一個黑人，無論是面對候選人的方案制定、看法觀點、計畫安排還是黨派講話，我們都是不存在的，是隱形的。而且每每被提及時，都是被痛斥和譴責的對象。
我為此詢問了一些長者：最近的一次關於種族主義如此普遍和明顯的議論是在什麼時候？或許是十幾年前關於種族配額討論的高峰時期？還是在1988年廢除種族主義的百年紀念時？又或者是19世紀末由奴隸勞動轉變為自由勞動的過渡階段？
在我們的國家，構架性及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已經通過黑人運動甚至是聯合國組織被系統化地廢除了。除此之外，聯合國也已勸導巴西放棄在對抗暴力種族主義行徑時使用軍警。
為使認識更加直觀，僅在聖保羅州（São Paulo），黑人青年人的死亡人數就由2002年的11,321人上升至13,405人，提高了24%。鑒於這種變化，黑人青年人受害的比率也從2002年的71%增至237%。且將2014年頭三個月同2013年相比，在暴力事件中由於執勤員警而死亡的人數也上升了206%。除此之外，2002年，每十萬個19至26歲的青年人中就有100人死於暴力行徑。
黑人則是這類死亡的主要對象。2012年，黑人的死亡比例是白人的146倍。而在2002至2012年期間，黑人的死亡率與白人相比則翻了一番。且在這段時期內，針對白人的兇殺案件下降了32.3%，而針對黑人的則提升了32.4%。
發生在阿馬里爾多（Amarildo）、DG道格拉斯（Douglas）和克勞蒂亞（Cláudia）身上的悲劇在不斷的上演，成為了公共辯論的焦點；全國最受歡迎的超級運動偶像用自己的行動對抗足球中種族主義問題；全國最大的電視臺在整個黃金時段播出譴責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的節目；社交網路一片沸騰；關於種族主義的遊行、聲明層出不窮；國家總統針對該問題召開會議；反抗運動也聲勢浩大，反種族主義和種族大屠殺的遊行在全國聚集了6萬多人。然而，如此這般，我們都不能引起重視！對於候選人所討論的國家規劃來說，我們根本就不存在。
他（她）們中沒有一個將種族主義作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在講話中，“黑人”這兩個字，只有在說到公共安全、暴力、監禁、死亡的時候才會被提到，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由社會自由黨的候選人，以一種膽怯、含糊的方式提及。迪爾馬，太過脆弱，只顧得花時間保護自己；瑪麗安娜是他（她）們唯一的一個黑人，卻較之其他人而言，更少的觸及這一問題；愛德華多∙若澤（Eduardo Jorge）是綠黨（Partido Verde）成員之一，同時也是那些明顯偏袒種族主義人們中的一員。我認為，所有的候選人，包括我所選擇的那一位，不是不觸碰這個問題，就是有所畏懼地反對。
或者說，從社會權利，人權或是經濟權利角度出發，黑人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公眾意識中，黑人出現在總統候選人腦海中的場景永遠是這樣的：不管是在鎮壓還是反抗中，永遠是武器所瞄準的目標。在白人看來，黑人的社會地位便是如此。
巴西大多數的人口、工人階級以及高產的勞動力都是黑人。因此，國家財富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都與他們掛鉤，其實這早在歐洲入侵的時候，便如此了。巴西婦女中的大多數都是黑人。然而即便如此，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出涉及修復歷史的過錯、解決種族主義和種族大屠殺問題的平等促進政策。
在這一層面上，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個競爭總統職位的候選人都沒有代表我們說出群眾的呼聲。
真沒用！這是一種悲哀，讓人怒不可揭的悲哀。
悲哀，卻是事實。巴西的種族主義是懦夫！
應該將政策“黑色化”。
* 《巴西事實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