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全民公投的辯論和法院對於一項政治倡議案的答覆，又重新將爸爸的神話和我們幸福深處的佛洛依德幽靈帶到舌尖上。習慣享樂生活的人負責朗誦，還有那些從啟蒙老師肩膀上把手收回來的人，不得不對那些明擺著的事實對孩子們作出解釋，教條沒有混淆，而且指出那些沉淪的例子：巴爾幹半島、盧旺達、突尼斯⋯⋯
不過，最好不要浪費時間，直接去瞭解經典，在權威主義的教育家的典籍之中，李坤儀，這位新加坡過去的強人，有一天，給馬來西亞聯邦寄送了蕁麻，只進行了一場要求福利（這是事實）和部落和諧（同樣是事實）的遊行，但是在鞭子如雨點般的落下時，權力對待自己的臣民就像對待白癡一樣。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時還是處於反對派的李坤儀這樣為“顛覆分子”模式辯護：“如果你認為人生有自由，那麼他們就應該有結社的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任何一般法律都不得將這種民主權利剝奪”。在已經取得權力之後，李坤儀，這位大英帝國君主立憲制度的公開信仰者，又有了其他的想法：“一人一票對於政府來說是最為困難的事。其結果是捉摸不定的”（1984）。或者“民主不適合俄羅斯，這樣一個白色人種而且信奉基督教的人的話，那麼民主會適合我們亞洲人嗎？”（1991）。
或者還有更多像這樣的話：“除了少數例外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良好的政府。給亞洲人民珍視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美洲和歐洲人民所珍視的東西。西方人珍視自由和個人自由。而比如亞洲的中國文化中，其價值觀是建立一個誠實、有效力的、高效的政府”，李坤儀在1992年這樣說，他說的這番話無疑是為自己的政府發言。
因為我們在亞洲就要引述李坤儀的話。如果我們是在南非的話（另外一個國家，那裏的政治改革“很複雜”），就該引述，例如巴爾塔薩·約翰內斯·沃斯特的話和他關於自己的“一人一票”原則的理論了（儘管部分引述他的話會更加有趣，在這句話中，他對基辛格說“葡萄牙人同朝九晚五的辦公時間開展鬥爭”）。
因此，這種服務於“佔領中環”的組織者的觀點，也不像是復古，只不過希望他們不要落下笑柄。看起來，這次活動的組織者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能夠確保幾千人在中環抗議時，能夠如廁。他們或許有記憶，或者玩過《想要成為百萬富翁的人》，而且他們應當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