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猶豫過要不要寫一篇關於去年8月9日密蘇里州弗格森市邁克爾‧布朗謀殺案的文章。不管是哪座城市的街道上，一個18歲的年輕黑人被槍殺，這在電視畫面中也許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在美國南部弗格森市，布朗被槍殺，還有一些年輕黑人最後也死於軍警手中。
在大西洋彼岸，黑人再次回憶起馬里卡納（Marikana）大屠殺，2012年8月16日，南非警方打死34名為爭取更高報酬而抗議的黑人工人。弗朗茲·法農或許是最擅長講黑人在社會中的不存在性。對他來說，我們黑人男性和女性所謂的居住區域是“不存在的區域”。從公民/社會層面上而言，我們可以說已經死了，這是本體論的死亡（我們不可能被識別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這樣白人社會才能生存。這是不奇怪的，因此，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團結幾乎總是敗給白人社會對法農的“互惠排他性”的不認同。用他的話說：“和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兩個術語（黑人和白人）中有一個是多餘的”（1963，39）。哪一個？
在理論領域，白人一直為自己的身份而忙碌。我將談另一方面：抵制國家的種族暴力（不）可能性。自上周六邁克爾‧布朗被謀殺，美國就一直不斷發生類似於1992年洛杉磯“暴力”抗議活動的城市暴亂，當時攝像機拍到員警在城市郊區毆打一個年輕的黑人。
值得強調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另一面：至少有200萬人被監禁。在許多郊區，在監獄裡的黑人比在大學的多。最樂觀的預測是，2020年每四個年輕黑人男子中至少有一個是身陷囹圄的。
據國家扶貧中心，至少有15％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而根據勞工部，黑人的失業率為11.4％（總體為6.2％）。不用說，黑人在美國的狀態也反映了在巴西、哥倫比亞、南非和世界上的黑人所遇到的情況。
而在這裡，在我們當中，員警採取的是與種族隔離時期南非警方所採取的相同策略；哥倫比亞，黑人女性的地位與殖民時期的地位相同，只在白人的廚房中工作；我們的貧民窟是南非和美國種族隔離制度的一面鏡子。黑人的身體生活在死亡地帶（物理、符號、本體性的死亡），當員警的子彈擊中他們時，他們“只是”再次重演肉體的消亡。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人死很多次嗎？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爭辯就變得“荒謬無比”（包括我自己在這裡的想法）。是誰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可能？還有就是，在公民社會，黑人無法在這種被殺的狀態面前取勝嗎？
就像如今佔據美國城市的示威活動所展現的，例如，2005年巴黎郊區和2012年索韋托街區的爆炸，以及黑人青年在巴西各地的起義，這些都表明黑人的政治化只可能誕生於激進和自主的實踐。黑人的死亡是為在合法的暴力、痛苦和憤怒中建立黑人政治社群提供了可能性。
正如若昂‧科斯塔‧巴爾加斯所說，非洲僑民的分佈是充滿暴力和反抗的超地理學過程，伴隨著黑人種族滅絕的危險和持續的騷亂。希望這些黑人和其他很多黑人的死亡可以催生至每一個人負責任的黑人男性和女性政治社群。弗格森（Ferguson），卡邦·雷東多（Capão Redondo），索韋托（Soweto），阿瓜布蘭卡（Aguablanca），普樂僧特（Prese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