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來去跑步，我發現了兩個確證無疑的事實，它們證明夏天已經在首都降臨：下雨和停電。昨天-星期天直到下午很晚-和女兒到教皇十字公園玩耍，我們在那裏玩得更晚。也是在那裏，隨處都是季節變化的信號：因為在夜裏的路上有玩耍得興高采烈的孩子們；父母們則在那裏兜著海風，準備帶著孩子們去美美地飽餐一頓；而小商小販們則在忙碌地推銷他們的爆米花和棉花糖，用他們的發電機給這個炎熱的夜晚帶來美妙的旋律。“在公園裏有電燈”，我的女兒-這個城市的孩子，無可奈何地哀歎著說，給人一種滿是厄勒克特拉情結的心緒。這樣夏天就開始它主宰大地的時光了。
就在兩個星期前，多數人都負氣地說現在是時候，反對派開始討論所有和能源有關的問題了。但是在這裏，我們再次面臨著管理上的無能：星期天晚上，節日期間，來自首都各個角落的孩子們來到本市最大的鞦韆上，騎在上面晃蕩，而他們的父母則需要因為公共照明而支付一筆帶有欺詐性質的費用。今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地闖進自己的家，而醒來的時候發現燈不亮；我咬著我的牙齒，希望來年的夏天，自來水不會斷，我們有冰、有風扇來渡暑，對於我們的管理無能只能是無數次的悲哀，我悲哀啊。
人們需要怎樣的東西？當所出現的問題在規模、結構、多樣性和影響程度等方面都呈現出複雜性時，我們怎樣協調各個職能和管理好出現在社區的問題？
儘管當權者的權力會偶爾受到這些問題的影響，這些問題在通常情況下會和某個特定的階級一同存活下來，精英們擁有必要的資源來躲避危機所帶來的禍害和悲哀結局；但是，即使是在我們擁有現代醫學的今天，逃避一種病毒也變得很不現實了。從遙遠的古代到當今社會，社會各個階層對於流行性傳染病都是談虎色變，害怕之極；因為當一場瘟疫在一座城市裏肆虐時，特權階層會躲在城堡裏，逃避到鄉下，他們抵抗的時間更長一些，最後同樣會死亡-都是會死亡。
特權階層不習慣沒有特權的日子-這是一個需要有大眾存在的條件。但是在流行性傳染病爆發期間，一種神秘傳染病的威脅和不可遏制的瘧疾威脅，把特權變得不再是特權，把社會不同階層在危機中生存下來的機率，以異乎尋常的方式變得一模一樣了。
傳染病伊波伊波拉在我們這個地區爆發於2月，而且情況已經超過以往所爆發的任何疫情，讓國際社會進入緊急狀態。從國家大眾媒體之中，我已經看到和聽到，伊波拉對於佛得角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也是溫和的；我還聽說我們已經採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來應對社區所面臨的任何緊急狀態。但是，我一點也沒有放鬆。我現在正在告訴大家確切的原因。
我的感覺不是來自對我們政府機構，就這個問題所作出的安全承諾，有任何真實性上的懷疑，或者來自於國家機構嚴格控制這種疾病，給人民群眾所帶來威脅的意圖的不信任。我的感覺來自於我們現行的政府，對於程式和目標管理上無能的認識。一種結構上的效率低下，對此我們沒有有意識的控制，這種控制在關鍵時刻會痛苦地背叛我們。
40多年來，佛得角成為本地區在公共衛生領域當之無愧的參照物。其結果是我們所公認的成就在傳染病的聯合攻擊之下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些成就是通過預防接種、衛生設施、診斷和遏制疾病所取得的。然而，在這次事件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現在擁有的這種成功經驗給予了我們的支持，因為過去的成功使得我們的管理變得相對簡單一些了。
這將是一個管理失敗的代價嗎？這將是一次篩選不當所付出的代價嗎？這將是錯誤評估而做出的決定的代價嗎？這將是佛得角的組織性文化嗎？而且這種組織性畢竟還是足夠強大，足以清楚地判斷形勢的嚴重性，而且足以適時地進行有力和精確的回擊？這將是佛得角的決策者們作出決定來關閉和受到疫情影響的國家邊境的時候了嗎？這個決定基於其對本國的國民切身安危所肩負的直接責任，而不考慮其他人的感受，不論他們是誰，不論他們是國際社會還是本地區的人們。
我什麼也不想多說了。我們有衛生部長女士所發出的虛弱講話，她這樣說“敦促所有生活在佛得角的塞拉里昂、利比里亞人、幾內亞人和尼日利亞人，如果你們有必要探望你們在這些國家的家人的話”，在進行旅行之前，請先和本國的基本控制和指導派出機構聯繫。“如果你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情需要前往這些地方的話，最好待在家裏，避免旅行。我們現在正在和所有人協商、徵得你的同意，來預防疾病的發生”。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尼日利亞所發生的感染病毒事件，當時一位利比里亞高級官員，在他到達尼日利亞時，他對尼日利亞的衛生機構故意撒謊，隱瞞他正受到病毒感染的情況。不知怎的，部長的這些合作“請求”和命令，看起來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了。我相信，我們佛得角人對於我國的決策者的堅定性和服務管理能力的懷疑-以及我對他們的懷疑-已經變成一種慢性病了。
* 《群島快報》/佛得角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