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至今仍向《澳門平台》透露，這份將拉斯維加斯的美國技術與香港的中國資金結合在一起的合同，「似乎從一開始就注定無法履行」。事實是，就在這份為了趕在招標截止日期前將雙方捆綁在一起而簽署的文件中，銀娛白紙黑字地寫道，他們沒有時間充分考慮該協議，從而免除了在這些條款下履行協議的義務。實際上，對合同的正式討論被推遲了，而且從未達成共識。
一如所料，法律和政治都陷入僵局。面對招標及賭權開放時間表受到威脅，政府設立了備受爭議的「副牌」（轉批給）制度。結果，在2002年1月贏得競標（並獲北京批准）的三家主牌公司之外，到了2003年2月，又多出了三家：銀娛獲政府批准將賭牌一分為二，並以「副牌」方式分拆給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從而解決了兩公司之間的問題；永利隨即也要求行使這一特權，將另一個副牌賣給了新濠博亞；澳娛綜合（SJM）也如法炮製，與美高梅（MGM）進行了同樣的操作。
儘管副牌在法律地位上與主牌有著形式上的區別，但在實踐中，主牌和副牌公司之間的從屬關係為零。所有公司均自主運營，無論從監管角度還是稅收負擔來看，對政府承擔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正因為如此，由主牌公司而非政府向副牌公司收取權利金的做法備受爭議。這種模式的經濟影響，例如，永利在澳門建造第一家賭場的建設成本，便完全由向新濠收取的副牌費用所覆蓋。中標者眼見競爭加倍，卻仍可選擇牌照出售給誰並從中獲利。
與賭權開放同時處理的另一個敏感問題，是何鴻燊帝國的繼承權之爭，而部分問題也通過副牌得到了解決：何超瓊與美國美高梅合作購得一個副牌，並與姐妹們保持著緊密聯繫（何超鳳如今管理澳娛綜合）；何猷龍則與澳洲的新濠合作，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當時，澳娛綜合主導著貴賓廳市場，其龐大而複雜的非家族體系與衛星賭場和博彩中介公司整合。部分博彩中介公司後來合法化上市。這個系統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個行業，在六大博彩公司的幕後吸引賭客、管理借貸和收債……
帶有政治意味的台灣因素
最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金沙和銀娛從最初合作到最終合作破裂的過程，都將台灣投資者排除在澳門之外，這顯然帶有政治意味。
無論招標的標準為何，抑或外界對「亞美娛樂」（AAEC）幕後推手的猜測如何，金沙都是獲得牌照的「大熱」：澳門希望引進在拉斯維加斯已經驗證的模式，亦即會展（MICE）收入超過賭枱的收入的模式。
事實上，最初是「亞美娛樂」與金沙的技術專長相結合，並引入了台灣一個銀行財團的雄厚財力。但另一個事實是，唯一出面的人只有且始終是郝皙生；他自認並非富豪，在所有的法庭訴訟中都聲稱缺乏資金，並申請了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