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BBC的報導本不應受到任何指責。在關於澳門新聞自由受壓的相關報導中，這是我所讀過最出色的一篇。文章透過本地記者的親身剖白，勾勒出新聞自由的衰落；而這些記者的生活，卻因當局一個噴嚏而被撕裂。目睹那些投身於新聞這一重要行業的人們，因而遭受種種「附帶損害」，令人感到心痛。而更令人痛心的，則是一個不再自由的社會的沒落。
古步毅的文章有謬誤。其中一個謬誤在於將新聞自由僅僅看作是記者的事。當然，新聞自由確實關乎記者——就像司法關乎律師一樣——但在今天，其本質在於關乎整個社會與政治權力：關乎不正當權力對人民的影響。失去新聞自由，社會既不自由，亦不透明。新聞自由沒有中心、沒有主人：它屬於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執筆者，還是閱讀者。
我的批判矛頭指向權力而非新聞業。記者們實在不必將此視為針對個人的指責：公開接受社會檢視，本就是這個行業的基本要素。若真有人感到被冒犯（雖然事實上也不應該）那應當是當局。在BBC報導中沒有任何記者遭誹謗，反而是對記者作出讚揚。因此，看到有人高喊「我們被誹謗了」，彷彿他們與審查制度這種社會污染有所牽連，實在令人感到錯愕。
有些新聞從業者（就像其他行業的人一樣）有一種自戀傾向，會把關於自由的討論，透過「受害者」的姿態，轉變成關於自身的爭論。這是一種讓自身變得渺小的錯誤。就像有人指出「存在種族主義」時，討論焦點卻隨即轉移，不再關注種族主義及其受害者，而是落到那些自認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的「受誹謗者」身上。
追問BBC是否「找到我」完全是無關緊要的雜音。暗示我另有所圖（而非出於信念行事），則是另一種粗糙且錯誤的陳腔濫調，令人遺憾。
「保時捷和五斗米」之說則更顯乏力。說我不認可記者的堅持，這也是不實之詞。2021年澳廣視遭到審查時，我曾在《Público》發表文章，讚揚了那些選擇離開與選擇留下的人。他們不肯屈服的抗爭——無論是選擇離開還是留下堅守——皆值得敬佩。而見證記者被現實所束縛，無力抵抗根深蒂固的審查，實乃錐心之痛。
將討論個人化只會催生謬誤土壤，讓理性對話變得貧瘠。這令人遺憾且亦無必要。與此同時，素未謀面的BBC記者余美霞則提升了新聞專業的水平。
在澳門，審查制度已成為結構性問題。這一點，無論是記者、國際組織、記者協會、評論員，還是普通市民，都在訴說這一現實。我親聞目睹無數關於審查的故事。如今的澳門，文化日益貧瘠，連社交媒體的蓬勃生氣都因着可以理解的恐懼而消失。只有支持「體制」的人才敢暢所欲言。正如一位值得信賴的朋友曾對我說：「我知道你知道，我們一直活在持續的壓迫之下。正因如此，能讀到那些我們幾乎不敢想的話語，才會讓人感到慰藉。」
古步毅將審查曲解為一種「無處不在的壓力」，這是在把世界拉到最低的水平。這是錯誤的。這種審查，與單純的「壓力」不同，乃是政治掌權者強行施加，並不具有民主特質，挾國安法與警棍發號施令，顯露出獨裁傾向，效忠對象不是人民，而是一個極權政權。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未能洞察「量變產生質變」的道理，不可混為一談。中國、薩拉查時代的葡萄牙，乃至（程度稍輕的）澳門的審查，與加拿大或挪威的「壓力」截然不同，本質上完全相異。這種混淆概念的做法——就像僅是因為汽車和坦克都有方向盤，就把兩者混為一談——最終將只會帶來一個後果：替審查制度獲得正當性。
Paulo，BBC的報導不是在說你，是在說審查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