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生活在國外的葡萄牙作家Gabriela Ruivo Trindade和Nuno Gomes Garcia推出了《禁錮地圖》（Mapas de Confinamento）網站。該項目滙集了約110名葡語藝術家，旨在提醒文化的重要性，同時介入葡語國家對待文化的方式。來自葡萄牙的Afonso Cruz和Rui Zink、巴西的Nara Vidal和Marcela Dantés、安哥拉的Ondjaki和Lopito Feijóo、莫桑比克的Hirondina Joshua和Mélio Tinga以及幾內亞比紹的Emílio Tavares Lima，正是其中一些希望分享其見證的人。
─這個想法是如何產生的？
Gabriela：這網站於3月上線，但這個想法在之前就有了。我們當時處於第二次居家隔離。網站的第一個目標是通過葡語來團結藝術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聚集是具有開拓性意義。
─為甚麼以文化作為連結？
Nuno：我們是作家。我們深知困難所在。在葡萄牙，以文學為生越來越複雜，出版業也是如此，因為出版社非常傾向於更商業化的寫作。然後，我們有戲劇和電影的工作作為收入補貼。這雖然不是消極的，但也反映出每次政府削減支持後，藝術工作者都無法生活。這個由超過100位藝術家組成的聯盟的建設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文化的重要性。
網站的第一個目標是通過葡語來團結藝術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聚集是具有開拓性意義
Gabriela Ruivo Trindade
─還有一種連結，葡萄牙語的連結。
Nuno：葡萄牙不配擁有這樣的語言。這網站也警告我們要把文化當作一種附加價值。在經濟上，葡萄牙是一個弱國，在政治上，它是一個侏儒，而文化也許是能給我們帶來最多的東西。
Gabriela：文化普遍面臨的困難在疫情期間急劇惡化，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想把這個行動，作為一種抗議行為。支持文化的政策實際上是施捨，我們試圖使這計劃成為一種介入的形式，甚至是政治介入。當我們與世隔絕時，才會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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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地圖》這項目的意義是甚麼？
Nuno：上一次疫症流行是在1918年，我們看到社會在西班牙流感及黑死病之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想留下一個見證。這些藝術家中的每一個人都透過故事、文字、畫作、相片來分享他們的經驗。這是一張葡語的地圖，描述並定義了我們生活中這一戲劇性的時刻。
Gabriela：藝術家們不一定非要談論這個疫情，但在這個時代創作的任何作品，最終都會有其詮釋。
─項目推出時，據說這有助理解「從物質和非物質上，從客觀和主觀上，疫情由過去到現在是如何影響各參與藝術家的創作，以及這如何反映在創作本身」。經過近兩年的疫情，你們得出了甚麼結論？
Gabriela：我們沒有想到能夠聚集超過100位藝術家。我們有大量的工作。我們有來自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經歷了這種疾病的藝術家見證，還有一些描述了國家的情況，例如一位非常年輕的莫桑比克作家的短篇小說，寫道內戰中疫情的實況。我們彙集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作品，這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想要的。
─幾乎是互不相關的背景。
Nuno：有人說我們的語言會影響全球，但我們對這概念知之甚少。我們背過身去，在文學方面可以看到這一點。在葡萄牙，對有關葡語文化的了解非常少。例如，會不知道在莫桑比克30多歲的一代人是如此的出色。《禁錮地圖》能夠向那些追隨我們的人展示他們未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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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說的是同一種語言。
Nuno：葡語是一種通用語言，但也是一種富文學和文化的語言。我們必須再一次了解到我們的語言很重要。法語作為母語的使用要少得多。我們還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葡語正在成為南半球的一種語言，到本世紀中葉，巴西的語言使用者將會減少，非洲—特別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將有更多的葡語使用者。這是一種正在變化和豐富的語言。我們葡萄牙人比較保守，我們認為這個語言是我們的，但其實不是。我們有約2億人說葡語，在本世紀中葉，我們將有5億人。我們必須向非洲和巴西的文學與藝術打開大門，並組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而現在各個葡語國家政府，包括葡萄牙政府，都沒有適當地珍惜這個命運共同體。
我們必須向非洲和巴西的文學與藝術打開大門
Nuno Gomes Garcia
─像澳門這樣的亞洲地區，有體現在地圖上嗎？
Nuno：我們嘗試過，但我們從未成功。例如，莫桑比克有近20種民族語言，但人們努力將葡語作為一種可以連繫其他地方的語言來加以保護，人們確切地知道語言的地位。在亞洲其他地區，我們還沒有了解葡萄牙人的情況，接觸他們並獲得答案。
─文化的邊緣化僅是葡國，還是葡語國家的問題？
Nuno：我認為這是一個葡語國家的問題。文化被看作是多餘的。經濟、金錢和利潤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卻損害了文化，因為文化並不會有生產，所以會被遺忘。我在非洲葡語社會中注意到的是，他們非常年輕，與歐洲社會不同，而且充滿活力。
─應該怎樣做才能扭轉文化的角色？
Nuno：政治精英的模式必須改變。一些國家正在翻譯方面大規模地投資，使其他人能夠了解一個葡萄牙人—例如在我們的例子中—是如何看待和感受世界的，即使他沒有特意地談論葡萄牙。在葡萄牙和其他葡萄牙語國家，我們必須明白，投資予文化和我們的藝術家是一種增強自身能力的方式。現在有很多關於軟實力的討論，而文化也可以成為軟實力。葡語是世界上第四多人使用的語言，但卻難以在聯合國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這表明對語言和文化的投資不足。
Gabriela：本質上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要從多方面審視。與文化方面一樣，教育和醫療方面也缺乏投資。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疫情使情況更加惡劣。
Nuno：在法國，隨着疫情的發生，圖書銷售急劇增加。在葡萄牙和巴西，情況正好相反。這再次顯示出文化和教育投資不足的結構性問題。沒有閱讀的習慣是因為從來沒有認真推廣過閱讀。在法國，最低工資是葡萄牙的兩倍，但書籍卻更便宜，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有這麼多文化政策方面的成功例子，葡語國家沒有這樣的例子是沒有道理的。葡語文化的政策必須得到深刻改變。
─除了書籍，《禁錮地圖》還有其他想法嗎？
Nuno：這個項目誕生於一個禁錮的時代，但也是在一個一切都在非物質化的時代，包括文化。當然，我們從這一現象中受益，但一年後我們想將其實體化，這就是為甚麼一個月後我們將出版一本只收錄62位作家短篇小說的書。
Gabriela：除了這本只收集散文作品的小書，我們還想出版另一本詩集，也想出版一個包含攝影作品的版本，並舉辦照片和插圖的展覽。
中文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而且中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Nuno Gomes Garcia
─當疫情結束時，你們還會繼續進行這項計劃嗎？
Gabriela：翻譯過程仍在進行中，而目標是要翻譯所有的作品。我們還與Dias Úteis的Podcast合作，在每週四的節目中朗讀我們的作品，我們也有一個網上雜誌。
Nuno：目的是向葡萄牙世界開放，但不是被其囚禁。通過翻譯成法語和英語這兩種我們最擅長的語言，我們希望葡語使用者對疫情和我們這個時代的看法，能夠超越語言，傳達給非葡語使用者。
─你希望《禁錮地圖》被翻譯成中文嗎？您是否正在尋找這方面的合作夥伴？
Nuno：是的，這是我們的其中一個目標。我們正在尋找與一所中國大學建立合作關係，這與我們與牛津大學和讓·莫內大學（Jean Monnet University）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相同。我們有這個目標不僅是因為葡語通過澳門與中國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也是事實，但主要是因為中文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而且中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如今，有成千上萬的歐洲高中教授中文，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對於葡語教學的興趣愈益增加。若《禁錮地圖》的作家和詩人有機會將他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這將是兩種語言之間關係的一個非常積極的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