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標題 「必須深刻地改變葡語文化的組織方式」

「必須深刻地改變葡語文化的組織方式」

蘇爔琳 Catarina Brites Soares

一年前,生活在國外的葡萄牙作家Gabriela Ruivo Trindade和Nuno Gomes Garcia推出了《禁錮地圖》(Mapas de Confinamento)網站。該項目滙集了約110名葡語藝術家,旨在提醒文化的重要性,同時介入葡語國家對待文化的方式。來自葡萄牙的Afonso Cruz和Rui Zink、巴西的Nara Vidal和Marcela Dantés、安哥拉的Ondjaki和Lopito Feijóo、莫桑比克的Hirondina Joshua和Mélio Tinga以及幾內亞比紹的Emílio Tavares Lima,正是其中一些希望分享其見證的人。

這個想法是如何產生的?

Gabriela:這網站於3月上線,但這個想法在之前就有了。我們當時處於第二次居家隔離。網站的第一個目標是通過葡語來團結藝術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聚集是具有開拓性意義。

為甚麼以文化作為連結?

Nuno:我們是作家。我們深知困難所在。在葡萄牙,以文學為生越來越複雜,出版業也是如此,因為出版社非常傾向於更商業化的寫作。然後,我們有戲劇和電影的工作作為收入補貼。這雖然不是消極的,但也反映出每次政府削減支持後,藝術工作者都無法生活。這個由超過100位藝術家組成的聯盟的建設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文化的重要性。

網站的第一個目標是通過葡語來團結藝術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這個聚集是具有開拓性意義

Gabriela Ruivo Trindade

還有一種連結,葡萄牙語的連結。

Nuno:葡萄牙不配擁有這樣的語言。這網站也警告我們要把文化當作一種附加價值。在經濟上,葡萄牙是一個弱國,在政治上,它是一個侏儒,而文化也許是能給我們帶來最多的東西。

Gabriela:文化普遍面臨的困難在疫情期間急劇惡化,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想把這個行動,作為一種抗議行為。支持文化的政策實際上是施捨,我們試圖使這計劃成為一種介入的形式,甚至是政治介入。當我們與世隔絕時,才會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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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地圖》這項目的意義是甚麼?

Nuno:上一次疫症流行是在1918年,我們看到社會在西班牙流感及黑死病之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想留下一個見證。這些藝術家中的每一個人都透過故事、文字、畫作、相片來分享他們的經驗。這是一張葡語的地圖,描述並定義了我們生活中這一戲劇性的時刻。

Gabriela:藝術家們不一定非要談論這個疫情,但在這個時代創作的任何作品,最終都會有其詮釋。

Nuno Gomes Garcia

項目推出時,據說這有助理解「從物質和非物質上,從客觀和主觀上,疫情由過去到現在是如何影響各參與藝術家的創作,以及這如何反映在創作本身」。經過近兩年的疫情,你們得出了甚麼結論?

Gabriela:我們沒有想到能夠聚集超過100位藝術家。我們有大量的工作。我們有來自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經歷了這種疾病的藝術家見證,還有一些描述了國家的情況,例如一位非常年輕的莫桑比克作家的短篇小說,寫道內戰中疫情的實況。我們彙集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作品,這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想要的。

幾乎是互不相關的背景。

Nuno:有人說我們的語言會影響全球,但我們對這概念知之甚少。我們背過身去,在文學方面可以看到這一點。在葡萄牙,對有關葡語文化的了解非常少。例如,會不知道在莫桑比克30多歲的一代人是如此的出色。《禁錮地圖》能夠向那些追隨我們的人展示他們未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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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說的是同一種語言。

Nuno:葡語是一種通用語言,但也是一種富文學和文化的語言。我們必須再一次了解到我們的語言很重要。法語作為母語的使用要少得多。我們還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葡語正在成為南半球的一種語言,到本世紀中葉,巴西的語言使用者將會減少,非洲—特別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將有更多的葡語使用者。這是一種正在變化和豐富的語言。我們葡萄牙人比較保守,我們認為這個語言是我們的,但其實不是。我們有約2億人說葡語,在本世紀中葉,我們將有5億人。我們必須向非洲和巴西的文學與藝術打開大門,並組成一個命運共同體,而現在各個葡語國家政府,包括葡萄牙政府,都沒有適當地珍惜這個命運共同體。

我們必須向非洲和巴西的文學與藝術打開大門

Nuno Gomes Garcia

像澳門這樣的亞洲地區,有體現在地圖上嗎?

Nuno:我們嘗試過,但我們從未成功。例如,莫桑比克有近20種民族語言,但人們努力將葡語作為一種可以連繫其他地方的語言來加以保護,人們確切地知道語言的地位。在亞洲其他地區,我們還沒有了解葡萄牙人的情況,接觸他們並獲得答案。

文化的邊緣化僅是葡國,還是葡語國家的問題?

Nuno:我認為這是一個葡語國家的問題。文化被看作是多餘的。經濟、金錢和利潤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卻損害了文化,因為文化並不會有生產,所以會被遺忘。我在非洲葡語社會中注意到的是,他們非常年輕,與歐洲社會不同,而且充滿活力。

應該怎樣做才能扭轉文化的角色?

Nuno:政治精英的模式必須改變。一些國家正在翻譯方面大規模地投資,使其他人能夠了解一個葡萄牙人—例如在我們的例子中—是如何看待和感受世界的,即使他沒有特意地談論葡萄牙。在葡萄牙和其他葡萄牙語國家,我們必須明白,投資予文化和我們的藝術家是一種增強自身能力的方式。現在有很多關於軟實力的討論,而文化也可以成為軟實力。葡語是世界上第四多人使用的語言,但卻難以在聯合國堅持自己的立場,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這表明對語言和文化的投資不足。

Gabriela:本質上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要從多方面審視。與文化方面一樣,教育和醫療方面也缺乏投資。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Gabriela Ruivo Trindade

疫情使情況更加惡劣。

Nuno:在法國,隨着疫情的發生,圖書銷售急劇增加。在葡萄牙和巴西,情況正好相反。這再次顯示出文化和教育投資不足的結構性問題。沒有閱讀的習慣是因為從來沒有認真推廣過閱讀。在法國,最低工資是葡萄牙的兩倍,但書籍卻更便宜,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有這麼多文化政策方面的成功例子,葡語國家沒有這樣的例子是沒有道理的。葡語文化的政策必須得到深刻改變。

除了書籍,《禁錮地圖》還有其他想法嗎?

Nuno:這個項目誕生於一個禁錮的時代,但也是在一個一切都在非物質化的時代,包括文化。當然,我們從這一現象中受益,但一年後我們想將其實體化,這就是為甚麼一個月後我們將出版一本只收錄62位作家短篇小說的書。

Gabriela:除了這本只收集散文作品的小書,我們還想出版另一本詩集,也想出版一個包含攝影作品的版本,並舉辦照片和插圖的展覽。

中文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而且中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Nuno Gomes Garcia

當疫情結束時,你們還會繼續進行這項計劃嗎?

Gabriela:翻譯過程仍在進行中,而目標是要翻譯所有的作品。我們還與Dias Úteis的Podcast合作,在每週四的節目中朗讀我們的作品,我們也有一個網上雜誌。

Nuno:目的是向葡萄牙世界開放,但不是被其囚禁。通過翻譯成法語和英語這兩種我們最擅長的語言,我們希望葡語使用者對疫情和我們這個時代的看法,能夠超越語言,傳達給非葡語使用者。

─你希望《禁錮地圖》被翻譯成中文嗎?您是否正在尋找這方面的合作夥伴?

Nuno:是的,這是我們的其中一個目標。我們正在尋找與一所中國大學建立合作關係,這與我們與牛津大學和讓·莫內大學(Jean Monnet University)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相同。我們有這個目標不僅是因為葡語通過澳門與中國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也是事實,但主要是因為中文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而且中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如今,有成千上萬的歐洲高中教授中文,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對於葡語教學的興趣愈益增加。若《禁錮地圖》的作家和詩人有機會將他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這將是兩種語言之間關係的一個非常積極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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