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約瑟‧愛德華多‧阿瓜魯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的作品不斷被翻譯成中文，這位作家向《澳門平台》表達了他的擔憂。《天堂與其他地獄》（O Paraíso e Outros Infernos）、《生者與餘眾》（Os Vivos e os Outros）、《遺忘通論》（Teoria Geral do Esquecimento）、《克里奧爾人》（A Nação Crioula）、《果阿陌客》（Um Estranho em Goa）和《高雅的恐怖分子》（O Terrorista Elegante），其中《高雅的恐怖分子》是阿瓜魯薩與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Mia Couto）共同撰寫，相關作品皆有中文譯本，擴大了中文讀者的閱讀範圍。阿瓜魯薩的擔憂之一是道德跟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而中國的科技發展最為顯著。這位安哥拉作家認為我們身處在一個「荒誕和非理性」的時代。
─在去年出版的《最美的世界末日》（O Mais Belo Fim do Mundo）一書中，我注意到您提到的「我們身處在一個奇怪的時代」。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阿瓜魯薩：這本書從政治角度審視了我們身處在一個奇怪的時代，例如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的執政，非理性的極右派的崛起，以及新冠疫情的爆發。基本上，我們朝著一個不合邏輯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被荒誕籠罩的世界。
─在您看來，這個荒誕的世界主要是由於極右派崛起所造成的嗎？
阿瓜魯薩：與特朗普相比，博爾索納羅顯得更為粗魯、不夠聰明。他們各自所領導的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影響全球的荒誕行為。然而，這一切都是事實。我一直待在里斯本，而現在正值選舉期間，我能看到出現了不少極右勢力的政治力量，這一現象已經普遍存在。我想知道我們是如何將一個獨特現象變成普遍現象。
─您提到該書與小說《生者與餘眾》（Os Vivos e os Outros）的共同點是認為人類需要重新塑造自我。那麼您認為文學應該發揮甚麼作用？
阿瓜魯薩：疫情的爆發證明了當今世界的發展模式行不通。顯然，我們需要作出改變。我們可在文學裡作出反思。一部優秀的小說不是要給出答案，而是拋出問題。文學作用是為了警醒讀者。
─您曾說過：「烏托邦思想是最極端的一種思想。」我們需要拋棄幻想嗎？
阿瓜魯薩：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我們以為烏托邦思想也隨之終結。然而，現在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創造更多的烏托邦，去質疑所有的制度。例如暴力和軍隊的問題。在21世紀，我們怎麼還能容忍一個專門負責殺戮的機構存在？
─我們處在時代的轉捩點，可能會引向不同的結局。
阿瓜魯薩：我們正在見證一個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中國的科技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寫了一篇文章講述了這些不可思議的發明，例如中國創造的人造太陽。若社會道德跟不上科技的發展，沒有對社會和管理社會的人作出道德監督的話，情況將會十分糟糕。
─您對這些現象感到害怕嗎？
阿瓜魯薩：那些非民主制度當然令我感到害怕。那些尖端科技竟由非民主的國家或像美國這樣不太民主的國家掌控……我們想像一下，若特朗普繼續執政美國，我能感到安全嗎？事實上，在特朗普政府和如今的中國政府之間，我更傾向於中國政府，我感到更加安全。但中國的制度並不是最理想的，因為不民主。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我希望社會的思想道德也能同步發展。這需要一段過程，但我希望社會道德能儘快跟上科技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著太多的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新冠疫情及其影響，例如針對非洲國家的歧視，是您的另一個作品主題。我們從疫情中得出怎樣的啟示？
阿瓜魯薩：這說明全世界人民都同坐在一條船上，我們需要團結，單靠個體是無法生存，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安哥拉首都羅安達是一座極不平等的城市。富人享有窮人沒有的醫療資源，但傳染瘧疾的蚊蟲卻會叮咬每個人。我們不能再容忍社會的不平等。
─《天堂與其他地獄》一書也被譯成中文。該書涉及特朗普的選舉、安哥拉饒舌歌手貝朗（Luaty Beirão）因批評政府被捕，以及2015年數十名安哥拉青年因思想問題被捕的事件。中國讀者對這些話題感興趣嗎？
阿瓜魯薩：我對中國所發生的同樣事情感興趣。我認為對一名喜歡文學、視文學為窗口的中國讀者會對這些話題感興趣的。這是從一名安哥拉人、非洲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在非洲有數百萬中國人。雙方的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往來密切，因此我堅信中國讀者會對此感到興趣。通過文學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個國家。雖然中國移民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在安哥拉仍有超過30萬中國人。
─經貿關係會促進雙方在文化上更加緊密嗎？
阿瓜魯薩：這只是開始。中國現在越來越強大，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經濟實力的增強離不開文化實力的增強。全世界都對中國感到好奇，非洲也不例外。
─安哥拉看好中國在非洲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嗎？
阿瓜魯薩：中國需在文化方面加大投資。在建築方面出現較為明顯的問題。中國擁有許多知名的建築師，他們在非洲建造或協助修建的建築上留名，但這些建築令人不滿。這是中國在文化外交上的失誤，而且很明顯是一個嚴重的失誤。中國正在投資非洲國家，並深思熟慮地制定戰略規劃，但忽視了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中國在非洲的印象受到影響，有可能會讓非洲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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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一個對您的國家有著敏銳和批評的觀察者。今時今日，您可以在安哥拉毫無顧忌地寫作嗎？
阿瓜魯薩：雖然情況已得到改善，但現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統若昂‧洛倫索（João Lourenço）執政後，他採取了兩項主要的措施：開放新聞自由，包括對官媒的控制；開啟和平發展的道路，接受包括反對黨在內的民間社會人士。我當時支持貝朗（Luaty Beirão）和安哥拉記者拉斐爾‧馬克斯（Rafael Marques）的觀點，並獲得安哥拉最重要的文學獎。我認為這有利於拉近安哥拉人之間的距離，開始達成更加廣泛的和解。然而，近期出現了倒退的現象，尤其是在今年大選期間。政治局勢開始變得緊張，但與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執政時期的緊張局面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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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甚麼？
阿瓜魯薩：在安哥拉政壇上首次出現多黨聯盟，這有利於贏得選舉，動搖正在製造內戰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簡稱安人運）的統治地位。總統洛倫索在黨內外都有敵人。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士，但黨內的其他人不一定是。
─反對黨是一種選擇嗎？
阿瓜魯薩：令我感到樂觀的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種民主動態。洛倫索本人對安人運持開放態度的同時，也導致另一個反對黨─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同盟（簡稱安盟）─與其他政治力量結盟，其中有反對派人物亞伯‧奇武庫武庫（Abel Chivukuvuku）領導的政黨。他是一名傑出的政治家，擁有很強的溝通和外交能力。多黨聯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包括安人運在內的所有人都知道只有出現政黨輪替，才能確保不會發生危機。
─現在安哥拉的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了嗎？
阿瓜魯薩：沒有，這也就是為甚麼若昂‧洛倫索面臨的情況如此糟糕。社會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
─安哥拉人民的訴求更加強烈了嗎？
阿瓜魯薩：羅安達是安哥拉最大、最有地位的城市。當地市民的要求更高，更具戰鬥力和批判性。城市裡的各個行業和各個家庭都支持安人運，現在他們有更多的要求。現時的情況有些複雜。
─當前的社會背景為新的作品帶來靈感了嗎？有正在籌備的作品嗎？
阿瓜魯薩：我正在撰寫亞伯‧奇武庫武庫（Abel Chivukuvuku）的傳記。這雖然是他的提議，但他的一生具有傳奇色彩。他從兩次的墜機事故和羅安達劫掠中活下來。他是一名倖存者，他見證了安哥拉和非洲的當代史，因此，對於任何一位作家來說都是絕佳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