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創立了7年的官樂怡基金會中，官樂怡強調保護城市特徵的重要意義。官樂怡律師認為，若澳門不努力證明自己的特點，我們與其他地區唯一的不同之處，我們可能就只能數數日子而已。
－這7年來，官樂怡基金會做了什麼工作？
官樂怡：我們已經做了許多的工作。但我們還會繼續做下去。這與最初的發展方向不同，剛開始是在不斷工作中獲得信譽。現在我們將嘗試更重要的事情，這可以產生更多的社會影響，即更加關注影響澳門社會生活的問題。
－例如什麼？
官樂怡：大灣區一體化。我們有義務開始思考和準備這個議題，讓澳門能夠繼續享受這個社會帶來的好處。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這取決於澳門將在這麼大的空間裡佔多少份額。
－我回過頭來再談這個話題。 現在仍然是基礎階段，但是否有任何舉措讓您感到特別滿意？
官樂怡：我想提一下我們鼓勵的文化項目，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組織亦正在關注這些項目。這是基金會的目標之一，我相信我們已經成功地滿足了不同社團組織的需求，為社會組織活動，從而創造出一個人們有機會漫步、思考、寫作和唱歌的環境。這所有一切都沒辦法立即獲利。
－考慮到這是一個賺錢的領域，是否應該有更多人進入這個領域？
官樂怡：過度的方式可能不健康。當數量足夠的時候，人們有時會失去胃口。 我不認為數量能解決問題。高質量的作品和優秀人才的湧現更為重要。
－你們得到了很多的幫助。以您的標準來說，已達到優秀水準了嗎？
官樂怡：很難去判斷。標準是非常主觀的東西。有時需要去嘗試，但必須有一些舉措，當然還有許多舉措會產生結果。我說的是基金會的情況。從一千件事件的歷史來看，我們已經沒有說失敗，但有些沒有跟進。在所有藝術表現形式中，總是創造一個不容易進入的循環，並且當它不容易跟上時。 最大的困難就是找到通往循環的樓梯。
－基金會要成為這種優勢嗎？
官樂怡：這就是我們一直所專注的。利用大灣區將帶來的機會，我們將嘗試與遍布整個地區的其他機構進行交流。範圍更廣，我們將嘗試將澳門藝術家帶到其他地方。他們將能夠從澳門沒有的東西中受益：藝術市場。
－基金會有回饋予澳門社會嗎？
官樂怡：這正是我所看到的回饋，而且我在這裡工作了30年，這一段時間不一定會有物質上的資助。飲水思源十分重要。並非所有事都會有好運，但是無論誰都必須分享。我已經決定，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必須回饋社會並給予他人成功的機會，既不能通過物質上，又能讓他們感受到且認為生活有某種意義，這就是社會上生活的一些道理。
－現在您想專注於權力下放，能更好地解釋這個想法嗎？
官樂怡：從一開始有了這個目標。 我們沒有為特定的社會階層、群體或社會的一部分打下基礎，而是為整個城市服務。某些活動會不斷舉行。此外，有些活動可以毫不費力地舉行，例如鋼琴課程。
－您還在努力地維護本地的法律體系。為什麼覺得有這個需要？
官樂怡：隨著回歸，法律變得非常孤立。 如果在那之前，是很容易填補缺乏標準，並確保這些標準的應用可以由葡萄牙直接監督，然後就有了削減。我們有一部澳門法律，周邊有更先進的中國法律，我們有香港金融中心的壓力，有普通法制度，我們沒有一個與我們相似的法律體系的朋友。 隨著臍帶的切割，可以假設存在侵蝕或完全消除。 中國努力維護澳門的特徵，並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澳門是世界上最清晰、最完整的例子，在世界範圍內，這樣一個完整的西方和東方文化組合，以及創造一種能夠帶來這種和平與福祉的方式，我們都受益甚至沒有注意到。
－這種身份象徵有朝一日會不會消失？
官樂怡：到目前為止，已經過20年，一個非常平穩的過渡，幾乎沒有問題，一切繼續。現時大灣區出現了巨大的問題和挑戰，我們要從口號落實到行動中。若澳門沒有作出任何努力來表明其擁有能夠維持一個和平有序的社會的法律制度，為人民的福祉提供一切條件，並且有效地為其所屬的國家做出貢獻，那麼我們就有被侵蝕的風險。
－澳門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這種情況？
官樂怡：首先，我們必須表明我們有這個權利，作出價值判斷，但我們沒有這樣做。賭場是全國其他地區唯一知道澳門的地方。我們必須增加我們的存在感，我們有自己的原則，準備好維持一個和平的社會。
－在大灣區的項目中，它會保護我們，或讓我們走出去，還是要我們死？
官樂怡：結構將會產生變化。 這讓我們有類似於歐盟的組織。大灣區的整個區域將有共同的指令和程序。只有這樣才有意義。
－基於北京的指引，我們是否會繼續有這種擔憂？作為統一的辯護人？
官樂怡：對某種標準化必須有這種擔憂。若我們從現在開始看待50年後，很可能一切都將融入一個大中國，而且一切都將會是相同的。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一切都是一樣。 我舉一個例，馬德拉和亞速爾群島有他們自己的議會和法律，這些議會和法律與歐洲大陸沒有什麼不同，但都是他們自己的。澳門就是這樣。若我們表明我們有權利且我們有質量。然而，這項工作必須要自己去做，而不是等有人為我們做。
－關於在安全領域實施的不同法律，您認為澳門是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受害者。它是不是自相矛盾，因為它一直被認為是好學生？
官樂怡：若我們將一國兩制作為背景，任何影響第二個制度的變化，都必須適用於任何領域。若澳門獲得嘉許而香港受罰，我們就會讓香港人更加成功。香港的突出最終影響了澳門的立場。否則，我們將走向三個制度而不是兩個制度。 這將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我們談到安全和法律。 您如何看待只有中國法官才能決定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案件的審理？
官樂怡：我做法官十多年了，從未受到影響。我個人並不喜歡將案件提交給特別法庭審理，或是一些法官。但我理解，當他必須判斷一個與該國家、社會或人民特殊的事物有關的案件時，非國家法官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若我必須發表意見，我會有一個更為緩和的制度，不會如此冷酷和殘忍地說，只有國家法官可以判斷這些案件，因為它會產生一種不健康的區別。對於某些情況，最好找到一個不太困難的系統。這個被更巧妙地處理問題，會得到更多的認同，並且會更加理解。我提及的這一點，為什麼會有外國法官？在最近實行自治的國家和地區，有必要尋求具有共同點的國家的幫助，以便在司法應用方面具有質量。它不會不再是一個不屬於這個社會的人。
－有許多人，不是中國公民，在這裡出生，生活和工作一生，因此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外國人。
官樂怡：但可能沒有這樣的附帶條件。有鑑於此，我想最後說，我不贊成就某些案件設立法官和特別判決。我不是喜歡撤銷其他法官，但我在某種程度上理解。
－您還認為，「兩制」可以作出調整，但這會步向終結。它涉及哪些調整？
官樂怡：它必須是自然而然的，這就是為什麼要設立一個50年的緩衝期，就是為了最後轉變為一個制度，為了這一個制度內，可以建立能滿足當地社區的兩制。在轉變的過程中，即使「兩制」消失，澳門所擁有的許多事亦不會隨之消失。
－例如？
官樂怡：登記、婚姻和婚姻狀況的形式。沒有什麼能阻止，因為它不會與國家政權發生衝突。若每個人都滿意，甚至可以完全維持下去。法律實踐須始終滿足人民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沒有看到因為吸收而導致所有特點的喪失。
－既然我們談論未來，您如何看待賀一誠擔任特首？
官樂怡：我不是算命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否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行政長官。從一開始就很難對其所具有的特質作研究。 有些特質會隨著工作而顯現出來。
－您認為這屆政府做得如何？
官樂怡：或許我沒有做到我所能做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一些可能影響最大的
條件因素。或許有了更多的勇氣和主動性，我們可以走得更遠，為這個社會奠定基礎，並思考將來會發生的事，並預見到大灣區的融合。
－博彩業亦即將迎來一個重要階段。您是澳博董事兼秘書長。考慮到現時澳門正在如火如荼發展，包括其影響力，你認為還有未來嗎？
官樂怡：澳博方面我不會發言，因為我不是發言人。 我可以在總體上發表意見。我想說得是，現在還不是澳門能這麼快地擺脫對博彩的沉迷。 這是人民福祉的重要收入來源，需要很長時間。 據我所知，將橫琴改造成像澳門這般的娛樂中心的項目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將有一個地區會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休閒區，另一個是博彩區， 這意味著將有更多人會來。
－會有經濟多元化嗎？
官樂怡：這必須來自其他部門。現在不能也不應該把責任放在擁有特許經營權的博企肩上。在這樣背景下，他們正在發展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澳門具有某種開放性。殺死金蛋母雞不是解決的辦法。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隻雞的旁邊養其他的雞。澳門本身沒有那麼多機會。沒有足夠的人口來維持這些發展。在澳門開了多少舞廳，在兩年後又關閉了？澳門有60萬居民，有些事情需要依靠這個固家人口來維持。只要我們有橫琴島和6座橋樑，使其與所有設施連接起來，並且無需識別就知道，將成為澳門現有博彩業的補充。強迫賭廳中介人採取不同的路線是一種風險。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可能會拋棄這隻金蛋母雞。
－您放棄了澳博執行董事的職位，還從事法律，您能否專注？
官樂怡：我繼續正常的生活。一切都有安排。 事實上，當我在一樓看到自己，我的辦公室在三樓，這是一種轉變。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使我們的項目比我們的壽命更長，那麼我們就必須準備證詞。
－您對基金會有什麼新想法嗎？
官樂怡：基金會將走向可持續發展。 到目前為止，資金已用完。 現在，我們尋找能確保可持續性且沒有時間限制的資源，這就是我們創建基金會的目的。有一種方式已經被切斷：我們不會乞求補貼。我們一起做事，為基金會本身而努力，不。 讓我們共同創建資源。
－您現在有什麼想法？
官樂怡：我們將嘗試開始製作有關澳門的中文影音資料，讓澳門人更好地了解這座城市。我們將會以葡語作教學，目前中國對此非常感興趣，但沒有能夠應對的方式。若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就能找到一種方法，讓一個團隊在大灣區提供服務，從中受益。
– 結果如何？
官樂怡：從最初的基金（即5,000萬美元和我繼續提供的資金）來看，我們現在接近達到五分一的支出。若我們保持這種速度，我們至少能再持續28年。 我總是讚揚我們一起工作的團隊為基金會所做的一切。 他們一直是我的夥伴。
蘇爔琳 03.05.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