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奧尼爾(Mark O’Neill)回顧40年來在中國的記者及作家生涯。談及所見證的變化及他對中國歷史與日俱增的興趣。
奧尼爾生於英國倫敦，1978年到香港，也就是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之年。
這40年間先後以記者的身份受僱於《香港電台》、《路透社》、《香港南華早報》及其他國際媒體，經歷和見証時代的巨變。最近10年，他致力撰寫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已編撰出版8本英文書籍，其中5本亦已推出中文版。
馬：您移居在中國近40年，見証了巨大的變化。1970年末您的生活是怎樣的？
奧：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在我的記者生涯期間，見証中國自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到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資本主義經濟。這些轉變都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相對歐洲國家變革所曾經歷的100年甚至150年，中國的變革的確非常迅速。我、你和其他見証這變革的記者都對此印象非常深刻。
馬：您先到了香港，然後去了北京。可以告訴我們80年代的北京是怎樣的？
奧：我們1985年到北京，我就分享下反映那時代變革的事情吧。當時在北京有一家叫「友誼商店」(英文：Friendship Store)的店鋪，只有外國人能進該店買東西，中國人禁止進入；店內商品全屬外地進口。我們的中國朋友要是想買電視機、收音機或日本產的電飯煲，就會給我人民幣，我進店用人民幣購買。每次去買東西門外都會有中國人看著我們，很明顯，他們很不悅，會質疑「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外國人能進店購物，我們中國人想進卻被禁止」。現在我們快進30年看看吧。我和我的妻子，她來自香港，一起去巴黎旅遊。剛進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進了大門以後有兩個職員迎面而來。你猜他們先迎接誰？是跟我還是我的妻子講話？
馬：跟您的妻子先吧？因為她是亞洲人面孔。
奧：對的。也沒人理我。
馬：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出台後，您感受到如經濟層面上的改進嗎？
奧：1985年時我們到了中國，僅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的7年後，那次會議是這項重大政策的關鍵。所以當時已經開始開革開放，但節奏非常慢。我給一個例子。以前自營商貿的規模很小，也很危險。沒人知道自何時起共產黨默許經營規模擴大。有一次我們到一家很小的自營麵店，訪問店的東主關於餐單、關於期待未來做什麼生意以及，最核心的問題是問怎樣看待這盤生意的未來和估計黨會否允許這家店繼續經營。他回答說他相信黨，會繼續承擔風險和對未來有信心。這是當時很有勇氣的一件事。當然到了今時今日這已經是平常不過的事，因為你看如阿里巴巴等私企的收入以數十億美元計，且在全球都有業務。
馬：1989年4月到6月發生天安門示威期間，作為記者和居民，您的經歷是怎樣的？
奧：這是我所見証過最不得了的事。中國改革開放是很神奇，但是是按步就班，而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僅6個星期。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令許多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舉行悼念活動。那天是周六，到周日活動還沒結束。民眾整整聚集了7天，時至今日，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當局從不允許群眾大量聚集，還坐在如此敏感的地方這麼久。當時我們就知道肯定是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兒。接下來的7周裡，我們採訪的方式起了改變。以前我們是看報章和收看官方電視台，以試著去了解時事、改革開放的進程、最重大的改革有哪些等。可在這7周期間我們並沒這樣做。我們一整天都流連在街上、廣場、大學和火車站。一直以來大多數居民對所說的話非常小心，特別是對外國人，對記者更是如此。這7周期間，這也改變了。我們能向任何人提出任何問題，問他們對黨、對學生行為的看法。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但我們一開始很難了解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總算知道了這是政府兩派之間的權力戰爭而導致政府癱瘓、令學生可以聚集廣場的原因。
馬：學生們知道這是黨內權力的鬥爭嗎？
奧：不知道，我覺得他們不知道。他們都很年輕，很理想主義。青年控訴政府的腐敗，要求要有高效的政府和更廉宜的市場，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沒錯，惟最終卻成了權力鬥爭的工具。一開始我們並不意識到這點，但再過幾星期以及與多人訪談後，我們略有頭緒了。後來，戒嚴令的頒布，軍方上街清場。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於清晨4點半到廣場，向學生說「我來晚了對不起！」。但他欲表達的是「我輸了。請你們離開吧」。自那時起，我們意識到將有事發生了。我多希望學生們已經離開了廣場，因為他們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當時相關的新聞滿天飛，幾乎佔據全世界的頭版，所有人都熱切關注著。學生們成功得到全球的關注，惟他們應意識到戒嚴意味著軍方清場，應當離開廣場。可惜，他們並沒離開。
馬：當時您離開中國，到1993年才回來。北京有什麼不同？
奧：我很幸運，因為六四後，開展了我們稱之為寒冬的時期。政府當局變得非常強硬，記者的行動變得異常艱難。沒人想跟我們談話。傳媒受極大審查，且想了解社會時事也很困難。幸好，我就去了日本，在那裡住了近4年。我在著名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回了中國，時值停滯3年的經濟改革再度起飛。
馬：所以在經濟改革層面上這是迎來了春天吧？
奧：對我們來說情況的確改善了很多。這是一個更加有趣的時期，有許多經驗可以實施，也有更多的外國投資。我很幸運，因為負面時期時我不在北京。回來之際，局勢明顯好轉了。
馬：到2006年，您作為記者，也寫了自己的第一本書；至今已撰寫8本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
奧：我要感激上帝，也要感恩一路遇到的人。2006年受邀為以花蓮為基地的台灣慈濟基金會(致力全球人道主義的佛教組織)寫書，期間認識了證嚴上人。她和她的信眾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立馬就答應了寫書這個挑戰。我暫停了與報社(《南華早報》)的合作，用1年來寫書。寫作的過程良好，因為大家十分合作。專訪也不算困難，資助我到南非、加州和印度尼西亞去了解他們在其他國家的項目。這就是我寫作生涯的開始。而且由於在中國內地獲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我們從上海搬到香港是有原因的。
馬：您的第二本書《闖關東的愛爾蘭人》有很多有趣的細節。
奧：書中主人公是我的祖父，他在1897年至1942年的45年間於中國滿洲傳教。1986年有一個很美好的經驗，因為我們到訪該地區，也首次到了他出生的城市；參觀了教堂、修道院和拜訪了一些信徒。很驚喜，我發掘了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教堂，在當中找到了很多反映那個時代生活的細節的線索。因此，再一次，不是一本很難撰寫的書籍，因為很多都有記載。我們只是複製文獻和相關內容，並將其編譯成易於閱讀的格式。以繁體和簡體中文出版了這本書，在中國內地推出了一系列作品。收到了很多讀者的電郵。本來當地政府欲拆毀教堂，但由於這本書，很多學者和有興趣的人都表達了希望保存教堂。
馬：您接著寫了多本關於中國歷史的書，從記者轉為中國書籍作家的轉型是怎樣的。
奧：不是很困難，因為做記者的時候我們已經十項全能。主要的工作還是做訪問、調研和對照事實。不同的只是我寫書，記者則是寫新聞。轉型上不至於很難，也在中國工作和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一定的背景了。中國的歷史豐富，人才濟濟。可以寫關於很多不同時期的書籍，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題材相當容易。
馬：請介紹一下《兩岸故宮的世紀傳奇》，這本書是另一本很特別的書。
奧：這本書的誕生我要感謝《澳門雜誌》的主編Gonçalo César de Sá，他邀請我撰寫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文章。當時我訪問了博物館館長，是一位很優雅的女士。我問她館裡有否是從北京而來的藏品，她向我解釋到因為1933年故宮博物院為避免遭日軍掠奪，採取文物避敵南遷之策。文物在中國內地輾轉波折了16年，到了1948年末、1949年初來到了台灣，存放在當時這所在台北的博物館。這段典故令我完全著迷了，因為1933年到1949年間中國的局勢動蕩，可是這些文物沒被偷去、損毀或遺失，正如館長所講的一樣。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怎麼可能，她就說這是上天的一個奇蹟。於是我就以這個題材寫書。
馬：您最新一本書題材有點不一樣：中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以及猶太人在中國的存在。
奧：唐代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富有的國家，很多外國人移居中國，就像現在似的。那時就慢慢形成了猶太社群，也就是猶太人在中國足跡的起端。鴉片戰爭後，允許外國人回到中國，就產生了在上海、哈爾濱和香港等地更大的猶太社群。自此之後，猶太社群的存續得以維持。這些人的歷史非常了不起，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對他們的接受度都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自德國、奧地利、東歐不同地區大約3萬名猶太人在上海避難。納粹軍要求當時控制上海的日軍滅絕猶太人，但日軍拒絕。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是高效又先進的人才，有他們才得以創造財富並發展經濟。
馬：未來還會有什麼新書嗎？
奧：我正在籌備兩本有關中國歷史的新書。
馬天龍—《TDM Talk Show》節目之專訪 23.02.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