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已完成，我們得知2018年葡萄牙政府將「盈利」40億，支付債務利息後變為赤字20億（佔國民生產總值1%）。在社會協調委員會，合作夥伴們正在協商最低工資的調整。政府提出增加23歐元，增至580歐元，但工會成員要求的更多，而雇主則想要交換條件。如果經濟增長，而且一直在增長，就理當分配利益。所以討論的焦點是財富分配的方式。
在布魯塞爾提醒我們注意過度負債風險的同時，也對葡國經濟做出了積極評估。但14個社會評估指標中，葡萄牙一半的指標不及格：我們的不平等程度高於歐洲平均水平，歐洲不平等的平均水平是20％的富裕人口的收入比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多6倍。在輟學率和針對貧困人口的社會援助的無效率方面，我們也獲得負面的評估結果。
這一評估與哥德堡歐盟首腦會議的結論不謀而合，會議中，歐盟成員簽署了一項聲明，其中載有20項新權利，以應對危機和極端民粹主義出現。
因其貴族頭銜而自負的歐洲喜歡在全球經濟的天橋上搖擺，展現令人嫉妒的措施： 7-25-50，也就是7%的世界人口積累25%的財富，佔全世界社會支出的50 %。但整個大陸的危機碎片和不斷擴大的激進化，最終喚醒了歐盟的主要領導人，使其製定出第四招：7-25-50-25。25%指貧窮和瀕臨貧窮的歐洲人的比例。更糟糕的是：這種情況伴隨著災難性的平庸管理而加重。是的，歐盟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都無法擺脫罪行。還有三駕馬車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是其收入的幫兇：過度的緊縮已經動搖了社會支柱，真正的歐洲靈魂。結果是，整個歐洲的不確定感、不安全感、恐懼感和憤慨感增加，這種感覺在某些國家凝結為對民粹主義的支持。哥德堡通過的這一應對手段雖然沒有約束力，但卻是代表歐洲公民希望的重要標誌。但英國正在離開歐盟，默克爾女士也不在那裡了。歐洲仍然在德國門口。
簡明思*
*《新聞日報》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