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從沒有如此頻繁地聽到，人們將澳門所扮演的連接葡語國家和中國內地的橋樑角色定義為平台。通常情況下，該平台與產品、商業往來和貿易有關。但有些人的生活也充當了這一橋樑角色。山度士、包祿仕、馬仕華和范思澳就是這樣。
四個人，四個葡萄牙、葡語國家、澳門和中國內地交織的故事。馬仕華、范思澳、包祿仕和山度士的職業和個人角色都完全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連接中國和葡語國家橋樑的真實案例。
馬仕華醫生有一張東方面孔，但出生在莫桑比克，其父母來自廣東，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紮根莫桑比克。
他的身世故事很不尋常。他說，「我們出生時父母已經年邁。」父親20世紀30年代就來到了莫桑比克，但由於摧殘中國的中日戰爭和內戰，母親花了20年才與他團聚。
雖然在莫桑比克安了家，但無論是他或他的兄弟都與父母用粵語和葡語交談。他解釋說，「我們不是從出生就掌握雙語——成年之前我們不懂中文。」僅後他才在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學會了閱讀和書寫漢字。
然而，他在莫桑比克讀了一年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後在葡萄牙完成學業，之後爆發的1974年四二五革命推翻了新政時期的獨裁體制。
他在實習時第一次來到澳門。他回憶道，「我母親曾因中國的戰爭度過了一段悲慘的生活，所以她不是很想來，但最終我們冒著風險來到澳門——我們甚至還去了他們的村莊。」
在澳門，他認識了他的妻子，他們有了一個孩子，最終他與澳門有了永遠的聯繫。雖然他回到葡萄牙完成了消化內科專業的學習，但又在2012年回到澳門。澳門已經完全不同。他說，「我們可以說，澳門社會是封閉的，因為所有人都彼此了解，但它同時又是開放的，因為與華人社群相比，葡萄牙（社群）更開放。」
由於其他原因，如今的澳門變得更加令人感到詫異。他強調，「賺的錢更多，有了更多工作機會，但住房是大問題。」而談到孩子，他認為「未來很艱難」，因為最年輕的一代「很少」講粵語。
即使如此，如今，越來越多人希望保持與其出生地的聯繫，這位醫生指出，他一直致力於撰寫與中國節日、儀式和文化有關的書籍。
即使在葡萄牙，在他所定居的華人社群內部，他也致力於解釋和研究中國文化。「當我在澳門書寫時，我嘗試向西方社會傳遞這一信息，並擔任橋樑。」但他也認識到了這座橋樑是單向的。「葡萄牙希望了解中國，但我不認為中國希望了解葡萄牙。」
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導演
他出生在葡萄牙，但「在澳門拍攝的次數」比在其出生國還多。41歲的范思澳是電影導演，自20世紀90年代首次來到澳門後他就開始兩地生活。
他說道，「我來自里斯本，地道的葡萄牙人，三代都居住在里斯本的Madalena街。」他的父母是演員，因此，他從小就參與藝術生活，看著他們在Comuna劇院演出。但不同於獻身戲劇的父母，范思澳從12歲起就決定成為電影導演，尋求更明確的藝術表達方式。
1994年，范思澳18歲，在進入布達佩斯電影學院之前，他想進行一次旅行。他回憶道，「我決定在去布達佩斯之前去印度旅行。」旅途中他還在澳門停留，因為他的朋友當時住在澳門。他很喜歡，之後在澳門待了近四年。他回憶道，「我有了拍攝澳門的意願，這段時期，我有了一個兒子，我和安東尼奧·佩德羅拍了一部叫做『騎自行車的男人』的電影。」
最初在澳門居住的那些年，他獲得了很多經驗，曾擔任葡語報紙《句號報》（Ponto Final）的攝影師，還曾在TDM電視台任拍攝助理。他很早就意識到，「不能只在澳門從事這一職業」，因為澳門既沒有市場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他在境外逐漸嶄露頭角，在世界各地拍攝長短片，並儘可能地回到澳門拍攝。六年前，他再次搬回澳門，並和他的妻子演員瑪格麗達·維拉·諾瓦開了一間葡萄牙傳統產品商店，葡萄牙雜貨店──葡國天地百貨。
他最新的一部長片《戰時來信》在不同的電影節上斬獲多個獎項，為他開啟了通往境外市場的大門。 「這部電影的版權已被購買，且已在中國製作成VOD和DVD。」另外，電影《帝國酒店》的拍攝最近剛剛結束，且是葡萄牙─中國合作製作。這位導演還收到中國內地其他合作夥伴的邀請。
儘管電影市場很有前途，澳門的電影市場卻不是。他說，「工作很少。」但范思澳喜歡待在這裡。他說，「我喜歡澳門靠近香港和珠海的地理位置；喜歡住在黑沙，面朝海灘和大海；喜歡可以隨意行走的安全環境；喜歡花15分鐘就可以送孩子去葡文學校上學的便利生活。」
如今，他將啟程前往葡萄牙，在那裡完成為期一年的項目。7月，將開始剪輯《帝國酒店》，同時籌備一部有關FP-25的影片，這是1980至1987年間在葡萄牙運作的非法極左武裝組織。同時，他還在籌備一部短片。此外，1月，他將開始準備一部名為《南部》的十集系列偵探片。2018年9月，他將回歸他的基地──澳門。
有全球視野的男人
澳門國際機場總監包祿仕出生、成長在幾內亞比紹，但在該國發生反抗葡萄牙殖民的戰爭後，也就是1976年離開那裡。他說，「我獲得了一份去古巴學習的獎學金。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正是革命時期，所以我們的教育很先進。」
他在那裡待了7年，即使古巴是非常熱情好客的國家，但適應過程很艱難。他解釋說，「我們講西班牙語，擁有拉丁文化。」他又回憶道，「我喜歡待在那裡，我是老師，也是學生，為了賺更多錢我給學生講課，我的成績也很好。」他不是唯一一個在古巴學習的幾內亞比紹人，因為兩國之間的協定促進了這種交流。
他學習的是電子工程，方向是電信，當他完成學業回到比紹時，情況已發生很大改變，他的家庭中大部分人已經不在比紹了。
他最初在幾內亞比紹機場工作，還藉此機會參加各種培訓。他曾去過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學習航空和管理。之後，他成為幾內亞比紹機場總負責人。
然而，結婚生子後，1995年，他有了來澳門工作的機會。他最初在澳門國際機場擔任技術職位，即電信工程師，之後升至管理層。
本來是待三年，但他卻留到了現在，如今他擔任澳門國際機場總監。即使1999年澳門主權移交也未令他返回。
他習慣了在澳門生活，並為此規劃了「新的職業生涯」。他解釋說，「澳門有它的魅力，多種族在澳門通婚，非常包容——我認為這是澳門人的特點。」此外，由於澳門很小，他認為孩子的教育很「輕鬆」。
在澳門，他努力與其文化保持聯繫，還擔任幾內亞比紹本土人及友人聯合會會長。他要求自己孩子與家鄉保持聯繫，也經常去那裡，而且他們與葡萄牙也有關聯，因為他是在里斯本認識了孩子的母親。他自豪地表示，「我的孩子講克里奧爾語——最小的孩子講得很差（他在澳門出生），但是他們都有葡萄牙和幾內亞比紹的根。」
對於烹飪，他家做葡萄牙和幾內亞比紹美食，雖然有些原料在澳門找不到。他說，「可以做某些菜（幾內亞比紹）。」
然而，雖然很遠，古巴仍在他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他也可以回去，因為他的女兒在那裡學習。
包祿仕說，他的孩子們也會延續他的全球足跡，這是這個「全球化世界」的趨勢。
佛得角人在澳門
他會講粵語，一生中一半以上時間都在澳門度過。48歲的山度士是律師，來自佛得角，但他把澳門當作家。
他出生在聖地亞哥島，21歲時獲得澳門基金會的獎學金，赴澳門大學攻讀法律學士學位課程。
他起初是震驚。他說，「我本以為，作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或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澳門與其他殖民地會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一切都截然不同。
他慢慢適應，在學習粵語之後，生活開始變得更輕鬆。他強調：「一段時間過後，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學習了一點中文——至少會說一點，因為在物業登記局工作，為了工作和生存，我幾乎是被迫學習中文。」
雖然父母和一些家人住在佛得角，但他的兄弟們都在世界各地生活，其中包括這一非洲群島、法國、意大利和澳門。對此他並不擔心，因為科技進步使得他們可以「隨時保持聯繫」。
佛得角的海灘是純天然的，擁有白色的沙灘和清澈的海水，不同於澳門。但這並沒有令他感到不舒服，因為他可以去泰國或菲律賓度假。
現在他已經結婚了，有了三個孩子，他感覺在澳門生活很好。他強調，「我感覺澳門比佛得角更像我的家。」他還從佛得角帶來了兩個侄子，以確保他們擁有更好的生活。
三個孩子都出生在澳門，因此他們與父親家鄉的連接很遙遠。他強調，「現在，我有個孩子在葡文學校學習，還有兩個在中文學校學習。他們都已植根於澳門。」按照這位律師的觀點，用中文表達很重要，因為「這是未來的需求」。關於是否對孩子們不再與佛得角相關聯感到遺憾，山度士的態度很務實，他說：「他們住在這裡，所以必須適應這裡的生活。」
當他來到澳門時，他的想法是完成學士學位學習就「回歸」。然而，課程結束後，他有了在澳門大學法學院擔任助理的機會。之後，他加入財政局，然後還在律師事務所實習過，也完成了碩士階段的學習。他擁有繼續在澳門生活的「所有條件」。
他一直熱愛法律，因為對「捍衛自由、權利和保障公民權益感興趣」，尤其是刑事領域，因為與「人的關聯更大」。
然而，1999年到來時，山度士持觀望態度。他在葡萄牙買了公寓，準備最終離開。之前他從未有過離開的想法。他提到，「從那時起，我就不再想回到佛得角了。」
在澳門，他並未感到對家鄉的思念。他提到，「我們在澳門有兩個致力於傳播佛得角文化的協會，因此，了解佛得角和佛得角的現實並不難」在家裡，他習慣吃家鄉或葡萄牙的美食，找到必要的原材料也不難。
他考慮在退休後回佛得角，同時他打算始終與澳門保持聯繫。「我會繼續連接澳門、佛得角和葡萄牙——一定是這個三角。」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