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如女士──曾任高盛集團亞洲地區私募投資負責人，現在是研究「身份認同問題，及其如何塑造國家經濟方向」這一特別政治學領域的學者。
她是《台灣的大陸困境》一書的作者，這本書去年在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從經濟利益和公共輿論發展的角度分析了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緊張局勢，而且書中還列有顯示出台灣自身認同感進一步加強的指標。蔡英文、習近平和美國的特朗普這三位領導人，將如今的局勢引向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情況。林夏如認為，台北急需制定出能助其抓住在國際舞台上露臉機會的可持續性政策。
澳門平台：您認為，台灣領導人很難制定替代的經濟政策，因為公眾的情緒波動不斷在改寫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台灣必需的經濟政策如何才能以可持續的方式改寫？
林夏如：事實上，台灣身份認同思想的鞏固讓台灣人更注重兩岸政策對經濟的影響，這很諷刺。尤其有趣的是，自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台灣人的自身身份認同變得從所未有的強，而且還大力支持與中國的經濟融合。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年輕人希望有更多的經濟機會，但又自我限制。他們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價值觀上妥協。其中之一就是民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他們知道投票支持民進黨（DPP）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將民主視作其核心價值觀之一，從而行使自己的投票權。他們也不想蔡英文反對中國，民進黨執政後的情況清楚地反映了這點。總的來說，台灣人都想要更多的經濟機會，這意味著他們也希望北京能鬆口以達成新的自由貿易協定。現在，在沒有北京默許的情況下台灣無法簽署任何協議。與新西蘭能簽署協議是因為獲得了北京的批准。但從去年開始，北京轉了風向，表示一切都不可以了。我認為台灣人只是不願置身麻煩之中。因為有趣的是，如果台灣一切都按中國政府所希望的行事，也不會因此獲得好處。這是一個有趣的遊戲——北京設計的遊戲。正是由於台灣人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他們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獲得更多的協商空間。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但我不認為參與其中的台灣人有這麼想。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將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視作自然的，生來就有的權力，無論北京喜歡與否。我的研究表明，台灣人對與世界與中國經濟一體化非常感興趣，但他們希望本屆政府能比往屆更加智慧並尋求多樣化，因為中國經濟成長正在放緩。
澳門平台：儘管蔡英文與特朗普通了電話，但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會不利於台灣更多地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嗎？
林夏如：川蔡通話只是發生的許多事情之一。特朗普接到電話後，他派遣美國海軍到美國在台協會——事實上的台灣美國大使館——這是給了習近平一巴掌。他先與習近平通話，表示同意他的觀點；然後派遣了海軍到台灣，再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當然，《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台灣沒有直接關係，台灣甚至不在第一輪談判之列。這本來會很有趣，而且台灣只是希望晚一點加入這個協定。他們的水平也還不夠高。從某種程度上講，《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給了台灣一個機會，因為它具有十分苛刻的要求，所以給台灣提供了一個在協定外以更低的成本（勞工和環境標準要求不高）做事情的可能。台灣企業可能因為台灣的不符合要求而受益。我曾與很多台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業務往來的台灣企業]交流過，他們都很高興台灣沒有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有贏家和輸家。在國民黨執政期間，這一議題沒有被研究，也沒有相關的參與。越南在符合要求方面都遠遠領先於台灣。特朗普做的是一邊給一邊拿——目前這是完全無法預測的。基本上，台灣作為一個小角色必須要準備好與他們博弈——而非完全被動不參與。川蔡連線的發生基本證實肯定有進行過相關這類計劃——事實上，在電話通話前台灣記者就收到訊息了。所以，如果習近平要通電話，我們會拒絕接聽嗎？或者，如果特朗普來電，這通電話會被拒絕嗎？這是不可能的。台灣處在一個非常防守和被動的地位，但應該為可能出現的機會做好準備以嶄露頭角。無論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台灣應該將重點放在自身經濟上，從教育到經濟政策都要重視，才能在困難挑戰時期等待第一次機會的出現。很多人批評蔡英文給特朗普打電話，但我覺得她沒有迴旋的餘地。而且另一方面，這似乎並非是不切實際的期望——她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在通話結束後，她沒有大肆吹噓，約制了政府的大幅宣傳。事物都有兩面性，她是一個非常謹慎、周到的領導者，但這也是弱點。沒有一個改革方案能盡快完成。美國和中國有一些共同點：兩者都專注於自己的國內問題。台灣只是遊戲中的棋子，無法在這個遊戲中得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仍然是限定台灣活動範圍的框架，目前這個框架仍非常不明朗。
澳門平台：從國際承認的角度來看，台灣如何看待昔日的盟友，比如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他們被視作機會主義者嗎？
林夏如：（斷交）事件發生後，關於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我們可以看到新聞界以及社會辯論的焦點轉移到了「我們為什麼需要盟友？」這一問題上。我們不是美國的盟友，但我們有去美國是免簽證的。我們主要的貿易對像國都不是我們的盟友。事實上，就算把我們所有的盟友都加在一起也沒有什麼影響力。現在納稅人質問我們為什麼給這些盟友那麼多錢，而且他們實際上不算是我們的盟友。還有與梵蒂岡是外交盟友有什麼意義？這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我認為台灣有此討論是非常健康的。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遊戲，到目前為止，它取得的意義相對我們付出的代價來說要少得多。至於國際參與，目前北京是盡可能的擠壓我們的國際參與空間，而這只會進一步阻礙統一計劃。
澳門平台：但是這個經濟擠壓行為會影響現在的台灣政府嗎？
林夏如：很有趣的是，台灣的領導層並沒有如人們所想的那樣受到極大的不利影響。中國從台灣民進黨上台起就開始了擠壓，減少來台遊客數量以及各種政治擠壓措施。我覺得台灣人將這理解為投票給民進黨好處的證明，因為無論我們做什麼，（中國）都不會尊重我們。而事實上，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大多數人都沒有獲得任何好處——不平等指數增加了。大多數沒有受益，只有那些與政府有利益勾結的人獲益了。至少在這方面，雖然民進黨的動作引人注意，而且沒有重大的經濟成就，但它不會被認為有與企業同流合污。在現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往往更喜歡公平的機會——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痛苦，沒有人更輕或更重。這是目前的一個心理方面。另一方面，民進黨從上台伊始就遭受了打擊，但是這是正面的：台灣需要多元化。我們過度依賴中國，中國一擠壓我們很快就會感到疼。但是無論怎樣中國都會收緊對台灣的讓利，因為它的經濟正在放緩。台灣並沒有創造新的產品和市場，也沒有與先進技術國家展開合作，事實上這是非常不利的。中國現在是迫使台灣看向美國，日本和歐洲以便找到更好的合作夥伴，更好的技術。這是好事。台灣需要忍受經濟轉變期的痛苦。與中國的整合意味著產能產值將持續降低，最終成為中國價值鏈中的一環——這不符合台灣的基本能力。
澳門平台：您曾經說，中國在大中華區有公共關係問題。這個想法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極大外交技巧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林夏如：在我看來，中國也正在重塑其全球戰略。如果我們看向美國，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學院——最重要的軟實力項目之一，在最近幾年取得了災難性的結果。許多大學撤銷了孔子學院，因為他們試圖控掌控教育工作者、教科書的使用和其他事項。中國現在的情況是硬實力與軟實力完全不匹配，並且他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誰願意這樣呢？每個人都希望軟實力強過硬實力，而且不花費那樣多的費用。事實是，中國現在花費在這些項目上的資源不如以前多了。例如，我們看一下「一帶一路」計劃，參與國為中國帶來的利益有限，它只是引導產能過剩的一種方式。「一帶一路」有望幫助中國經濟，也建立了一些良好的意願。如果不建立這個良好的意願，那這個計劃就和日本在20世紀70到80年代做的毫無區別：進入東南亞和較小的經濟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並努力創造好感，我認為這本可以成為數字1（好的開端），但後續沒有了。中國現在奉行同樣的戰略，用基礎設施和經濟協議排空過剩的產能。但我認為，中國有一個更大的項目，其中香港和台灣僅僅是個好榜樣。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它對中國非常重要——中國花了七十年來努力創造統一項目，中國此前從來沒有試圖統一，但現在她打算扭轉這種趨勢。到目前為止，收效甚微。在我有發言的會議，那些好的問題都是由中國的學生發出的，他們問我如何創建軟實力才能讓人們想要成為中國人。我用一個問題回應他們：什麼是中國人？他們愣住了。我繼續問，那作為中國人有什麼驕傲之處？一個我在紐約見到的學生現在發表了一篇文章並發給了我，這篇文章讓我感觸頗多。他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作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儘管他希望台灣和香港人都認同中國人身份。必須要有一個可以讓人擁護的價值。「一帶一路」項目不是一個大中華或是全球項目，它是一個中國項目。中國出於其自身需要而必須這樣做。中國想要讓中國人留在中國，從北到南，從西藏到內蒙的所有省份，然而她甚至沒有開始進行相關的身份背書。如果我們看一下關於身份的文獻，中國人這個身份出現的很晚。需要找到一個把所有人攘括在內的東西，讓不同的人都認同屬於它。例如追求與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以及世界和平這個偉大計劃，這是最終的目嗎？據我們了解，中國領導人在軍事文化等層面均雄心勃勃，希望人們能接受中國，讓中國人能不受阻礙的擴張。香港和台灣都只是一個例子，也是對中國而言最簡單的項目。如果他們連這個項目都無法實現，其餘的將更難。在香港和台灣有很多中國人——過去更多，而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和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很失敗的，特別是這個情況發生在文化聯繫非常緊密的地方。
紀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