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高而準確的數字：3549622澳門元。根據本周初行政長官發布的行政命令，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每一候選名單開支上限為3549622澳門元。雖然這一數字低於以往立法選舉的限度，分析師仍認為，這一數字太高，有選舉腐敗的風險。
在2013年選舉中，每位候選人可以在選舉運動中花費的金額為560萬澳門元，2017年立法選舉中，這一數字達到350萬澳門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法》進行了修訂，但並沒有改變有關候選人花費的條款，即每位候選人的選舉花費不得超出「前十年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總收入平均值」的0.004％ 。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每一候選名單開支上限為3549622澳門元」，根據行政長官行政命令。 2013年，行政長官確定的限度為564427846澳門元。
「很有趣，因為近幾次選舉中，行政長官沒有增加花費，今年再次削減了超過三分之一」，分析師余永逸（ Eilo Yu）表示。
「這次削減很好 —— 我們的人口很少，去年我們花費了560萬澳門元，今年的350萬較過去而言更合理」，他繼續說。
總體而言，《選民登記冊》顯示，澳門有自然人選民307020人。如果將這筆錢平均至每個選民，則這一最高限度相當於人均超過10澳門元。 「如果我們與香港的情況相比，這一數據相當於人均約2港幣，而澳門則是香港的五倍多」，這位分析師強調。
這一數值仍然很「高」，余永逸提到，問題在於《立法會選舉法》規定的最大限度，即不高於「政府財政預算平均值的0.004％」，根據這條法令，「每位候選人可以花費的金額限度由行政長官確定，依據有關澳門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即選民登記的數據和澳門經濟發展的狀況」，但這一限度必須低於「前十年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總收入平均值的0.004％。」
回首過去，「如果政府的年度收入沒有那麼高，0.004％沒有這麼多」，但鑑於近十年的變化，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變。「我們的經濟狀況很好，澳門的收入增長了超過10倍，而且我們並未更改選舉法」，他說。因此，「每位候選人可以在選舉中花費的金額十分受爭議」。
所以，行政長官正在通過行政命令降低這一限度。「2013年選舉中，根據選舉法，這一數據高達1000萬，但行政長官削減至500萬，今年更是再次削減」，他強調。
未更新
《立法會選舉法》於2016年進行了修訂，但並未改變這一點。「也許，政府不想觸碰這一限度，但並不表示行政長官必須遵循它」，余永逸表示：「可以採取措施，因為沒必要在選舉中花太多錢。」
這位澳門大學教授還強調，350萬澳門元「對於某些候選人來說可能不是很多錢」，因為在選舉運動期間，「有很多有關候選人的活動，但可能不算做選舉運動，且這些花費來自其他組織」。這位政治分析師認為，「這種類型的活動屬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有關法律是否應該限制其他組織或協會開展的這些活動，余永逸回覆說「很難做到」，鑑於澳門社會團體的數量。「如果將此納入選舉法，我們可能會侵犯組織這些活動的自由；要求所有組織停止這樣的活動也不合理」，他總結道。
有利於腐敗
分析師蘇文欣認為，減少每位候選人在競選活動期間中的開支上限觸碰了澳門選舉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點。「過去，選舉活動一直受金錢驅動；選舉活動都是有錢有勢的人開展的」，這位澳門理工學院教授表示。「我不是說他們在買選票，但他們正在拿錢說服人們投票」，他強調。
如果將這筆錢平均至每位選民，行政長官通過行政命令進行的這次削減「可能還不夠」。 「為了投票，候選人仍然在花很多錢」，他認為。他還強調，根據《立法會選舉法》，每位候選人的選舉花費不得超出「澳門財政預算的0.004％」，選舉活動需要花很多錢，存在「用贈品、宴請買選民」的風險。此外，由於預算很高，「只有富人才可以開展選舉運動」，否則會被競爭吞噬。「民主人士沒那麼富，所以很難同有錢人競爭」，他舉例說。
因此，他認為，應該改變這種基於《立法會選舉法》的「算法」。「應將每位候選人可以花的錢平均至每位選民，而不是按財政預算的百分比計算」，他表示。這部法律於2016年進行了修訂，但只「有細微變化」，看不到根本變化。「沒有觀念的變化」，他強調。
沒有影響
余永逸表示，《立法會選舉法》的改變很適時，但不會有很大影響。 「政府試圖加強控制 —— 例如，任何與候選人有緊密關係的組織或社會團體在開展某些活動時必須向選舉事務委員會報告」，他表示。此外，他強調，這種措施「無法終止社會團體可能會有的任何違規行為，因為還有灰色區域」，因此，不是「非常有效」，因為並未明確「選舉事務管理委員會禁止這些活動的標準」。
總體而言，「對於購買選票和公正做了一些小修改」，「這些變化不會對明年有很大影響」。
他指出，《立法會選舉法》的主要變化是要求澳門議員候選人忠誠於中國的這一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禁止澳門議員競選澳門以外地區的職位，此外如今還可能會懲罰涉嫌選舉腐敗的法人。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