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音樂家在周末澳門演唱會結束後，對他的國家目前面臨的挑戰發表評論，他說，巴西越來越分化。「部分政治家不尊重公民，這讓人們無法忍受」，他表示。
GABRIEL O PENSADOR原名為 Gabriel Contino。在學校學會讀書寫字後，很多詩句和故事就從一個小男孩的想象中跳躍到紙上，也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唱歌。
之後，他錄製了很多CD，還出版了書籍。
這位巴西音樂家此次來澳門是為了參加雋文不朽文學節，演唱會一結束，他就與《澳門平台》的記者進行了交談，這場演唱會在金光綜藝館舉辦，同台演出的還有澳門樂隊刃記和香港的LMF組合。談話開始前，他談了自己在最新專輯（Sem Crise沒有危機）裡的《曲線人生》一歌中敘述的他的寫作和生活歷程。
「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喜歡寫作，喜歡文字。之後我發現了音樂，我喜歡各種風格的音樂，但是當說唱的歌詞很多時，我就更喜歡。所以，說唱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樣就開始了，青春期時，我決定把這個當回事。我夢想錄CD，之後實現了。之後我出了書，因為找到一些我以前寫的文章，我覺得粉絲可能喜歡閱讀」。
1992年，他錄製了歌曲《我很高興（我殺了總統）》，這首歌讓他獲得索尼音樂的合同，也讓當時的巴西總統很不高興。儘管被禁止在電台播放，這首歌很快在全國流傳，GABRIEL．孔蒂諾也因此成為O PENSADOR。第二年，他錄製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第一張專輯，以數百萬的銷售記錄開啓了職業生涯。在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GABRIEL O PENSADOR見證了巴西社會和政治的很多變化，並將現實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很艱難。有些階段，人們看到具體變化的希望在減少，巴西有一段十分暴力的獨裁階段，之後進入民主階段，至少政治選舉方面有很多不如意。幾乎所有政府執政期間都有腐敗案例發生，政府得不到民眾的信任，非常令人失望。我清楚地看到人們走上街頭抗議，嘗試展示人民的力量。不到一周前，我創作了一首歌，這首歌已於周日發佈，名為《傷痕》，就談到這一點。這首歌已被放上網，六天內獲得超過三千萬人的關注，這很好，說明我的歌表達出了人們的訴求。我嘗試從我的角度講清楚，我並不是單純地批判政黨，反對政治，而是批判一部分政治家不尊重公民的文化，人們已無法再忍受這一點」。當被問到2011年幫助勞工黨候選人迪爾馬．羅塞芙成為領導巴西政府的第一位女總統，GABRIEL表示否認。「我一直很注意地保持中立。有時候，在某個採訪中，我可能對某個提案表示贊同，但我從來不是追隨者。我知道不能把政客或政黨的形象與我的形象混合在一起。人們會大肆渲染這一點，無論是批判或是贊揚，都會將我與該政黨聯繫在一起」。既然你從未支持過迪爾馬，你怎樣看待巴西政治？「我避免談這些事，因為已經重復了很多遍，而且都有記錄。我已經將我的不滿表達地很清楚，因為有些醜聞讓人印象深刻。我認為我們應該結束對政黨的有罪不罰的狀態。巴西有很嚴重的問題，人們在醫院得不到救治，學校條件很差等等。巴西有很多財富，但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是錢都流入腐敗者手中。很多錢流失了，流失在每項工程、每棟建築和路上的每個洞中。巴西有很多納稅者，有很多財富，但我們卻缺錢，這很讓人震驚。」
近兩年，隨著世界杯的舉辦，政府花費很多錢興建體育館，這也是為了籌備2016年奧運會，巴西經歷了很大的動蕩。在部長辦公室中，在街頭，流傳著一些腐敗醜聞，人們人們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體育方面的過度投資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匱乏。關於這一點，GABRIEL O PENSADOR的結論是：「我感到很羞愧。人們喜歡看到談論巴西的好的新聞，宣傳巴西的改善，進步，但是我認為這不能幫助我們認識到問題。我公開談論過這些問題，如今，這些問題也引起了國際關注，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好的是這些問題被國際媒體報道，引發了人們的不滿。當公眾觀點之聲開始引發問題時，或許政府隱藏了更多問題。正如我說的，民眾不僅是可憐人，他們有自己的訴求。當噪聲更大時，對國家的評價指數會下跌，國際機構會干預，但或許人們可以看到問題在發生一點變化」。
這位創作人有一些有關抗議的歌曲，如《Lavagem cerebral洗腦》和《Eu queria um Ferrari amarelo我想要一輛黃色法拉利》，GABRIEL O PENSADOR很清楚他的歌詞傳遞社會訊息的力量。「作為巴布．馬利和頭號公敵的歌迷，這些音樂的歌詞讓我感動，從我還是個男孩起 ，就幫助我建立了我自己的思考方式。音樂的目的就是讓人們感動，歌詞、樂器和演繹等一切都是為了達到讓人們傾聽的效果。」在澳門，這種努力最明顯的效果是將來自不同國家的公眾聚集在一場演唱會上。思想者的音樂為葡萄牙語和英語交替，這是為了讓人們聽懂。最後，他還用粵語致謝。
薩拉．菲格雷多．科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