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鑫穎，泛性戀者。對我來說，一個人的性別並不只分為男和女，還有更多。去年，我愛上了一個變性人。身體是怎樣的？身體是一個女人，而身分不是。一直是這樣的嗎？小時候我所有的幻想對象都是女人。你一般與誰交談？任何人，這個世界憎恨同性戀者。之後發生了甚麼呢？我進了大學， 喜歡陰柔的男人和硬朗的女人，因此我發現自己為什麼與眾不同，認為自己將孤獨無援。結果從哪裡得到力量呢？書籍。在葛勞瑞亞．晋．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中國性學家李銀河的幫助下，我確定了自己的身份。那，你的父母呢？我媽媽知道我是泛性戀，我的父親不知道，他是一個愛國者。
鑫穎是北京同志文化中心（Centre LGBT: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和Transgender變性）的執行董事。瘦小，氣息微弱，儘管塗著紅唇、並取了”Iron－鐵”作為英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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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門背後：性在中國》(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是由美國記者理查德．伯格撰寫的一本書；是一場中國性事之旅，從古代王朝到今天。作者寫到 ，“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如此豐富及與眾不同的同性戀歷史。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對同性間戀愛的寬容超過任何其他社會，只有古希臘和羅馬能相媲美。”，並解釋在距今超過一千年的唐代，中國“不僅包容，甚至慶祝同性戀”。
作者更表示，“明朝末期的一位學者描述了福建南部的同性戀者能過婚姻生活，並獲父母和家人的支持”。
根據伯格的話，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加斯帕．達克魯斯對此印象深刻，他為一趟廣州之旅行記下了以下的一段話：“揭示了這個民族的苦難在於，天生的慾望一點也不少，還嘗試那些徹底違反定律的另類行為：而這些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也不被視作非法，或是羞恥。它被公開談論和在各個地方進行，沒有人阻止”。
當滿族掌管朝政，有人認為哲學、政治和道德的敗壞導致明朝的滅亡。然而，在清朝時期，當權者對男權貴與低層少男的同性關係卻視若無睹，甚至欣然接受，更視之為展示權勢的一種方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性加以嚴厲管制。親密成為一種禁忌；同性戀不再被理解，更被禁止，被視為一種疾病、蓄意破壞的行為。世界改變，而中國卻朝相反的方向走。
2013年2月26日：兩名女子到北京民政局東城區婚姻登記處登記結婚，她們的要求被拒，婚姻是虛擬的，但卻帶出了訊息。這新聞以及兩名女子的照片在中國流傳，鑫穎的母親也由此得知女兒是泛性戀者。隨此，這對戀人表示支持社會學家李銀河在十數年前向全國人大提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提案。
鑫穎說，當局有時候會來敲門，問：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誰？母親想我回武漢，她說這個工作太危險。
在這場鬥爭中，兩個年份十分重要：1997年，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2001年，同性戀及雙性戀不再被列為精神疾病。
刑法不再對個人性傾向定罪，但歧視卻一直持續到今天，在電影和刊物都有審查。據專家介紹，中國有三千萬到四千萬同性戀者，八成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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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帶來改變，並使這兩個男人靠近：桂林的沈強，北京同志中心心理健康計劃負責人；和溫州的肖昕，在首都研究天文學。這對戀人在同性戀社交網絡
feizan.com上認識，這網站讓那些地理位置相近的人能互相聯繫。我們在同志中心見面，因為他倆不希望公開。肖昕比較小，保守，只會說普通話，會幫男友整理襯衫。
肖昕：“我從看見他的第一眼就喜歡上他，小眼睛，戴眼鏡，是一個成熟的男人。”
沈強：“肖昕是個小男孩，很“可愛”，很孩子氣，但他來自一個保守的家庭。”
肖昕：“是的，男孩是傳家之寶，他們不希望我變得不同。我不敢想像如果他們發現了我的情況會怎樣。”
沈強：“對我來說這一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從沒抗拒，只有十歲的時候我就瞭解，但我還是沒勇氣告訴父母。”
沈強沒有忘記發現同志中心的那一天：2012年2月15日。他的父母認為他在另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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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志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遍佈中國的診所仍繼續使用催眠、化學或是電擊等的方法，作為性向重設的療法。
沈強說：“北京同志中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正一起進行一項有關轉換療法影響的研究。我們的想法是，首先，弄清這種療法對人的影響，然後，制止這些療法。”
目前，該中心指出，在每十個同志中心的成員中，就有一個已經接受過這些治療。 多數，約七成，是受父母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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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格節錄了一段唐朝故事：“武三思見他生得白淨，十分中意。是夜，三思就叫他同睡，弄他後庭，慾滿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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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6月28日，同性戀自豪日， 是提升對同性戀的意識的日子，是另一個值得記住和慶祝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