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在短短三天內向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廣島與長崎分別於8月6日及8月9日遭到轟炸。在數以萬計的死者和永遠留下創傷的倖存者中,山口彊的遭遇尤其受到關注:他當時都在這兩座城市,在兩次爆炸中倖存下來,並在幾十年後成為日本官方唯一承認的兩次原子彈爆炸倖存者。
他當時29歲,是三菱重工的造船工程師,正在廣島出差。當時為期三個月的出差即將結束。在花了一個夏天設計新油輪之後,山口彊正準備返回長崎的家。他的妻子久子和年幼的兒子勝信正在那裡等他。這本應只是一次出差的最後一天,卻拉開了一個令人不敢想像的災難序幕。

山口彊是唯一被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的「雙重被爆者」(nijuu hibakusha),即遭受過兩次原子彈轟炸的人。
距離地獄不到三公里
1945年8月6日早晨,山口正前往三菱造船廠,這時他聽到了飛機的聲音。他抬頭看向天空,看到一架美國B-29轟炸機飛過城市上空,並投下一個掛在降落傘上的小物體。片刻之後,一切都變成了一道令人難以忍受的白光。後來,他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回憶說,那道閃光就像「巨大的鎂光照明彈發出的閃電」。
他設法撲進了一條溝裡,隨後衝擊波將他從地上捲起,在空中旋轉並拋向遠處。他距離爆炸中心不到三公里。當他恢復知覺時,天空已被灰塵、灰燼和碎片遮蔽得昏暗無光。在他的周圍,廣島正在燃燒。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他後來向《泰晤士報》回憶道。「我想我昏迷了一段時間。當我睜開眼睛時,四周一片漆黑,我幾乎甚麼也看不見。就像電影院裡電影開場前一樣,只有空白的畫面在閃爍,沒有聲音。」山口的臉部和手臂嚴重燒傷,雙耳鼓膜也因巨大的衝擊力而破裂。
他暈頭轉向地設法走到了造船廠的廢墟,在那裡他遇到了另外兩名倖存的同事岩永明(Akira Iwanaga)和佐藤邦義(Kuniyoshi Sato)。他們在一個防空洞裡過了一夜,第二天得知火車仍在運行後,便前往火車站。
穿過廢墟的回家之路
前往車站的途中,他們彷彿走進了人間煉獄。到處是火災、被夷為平地的建築、被摧毀的橋樑以及散落在街道上的屍體。當到達河上的一個渡口時,山口不得不在漂浮的屍體中游過去。
當他終於登上開往長崎的火車時,周圍都是被燒傷、處於休克狀態的乘客,他們完全無法理解剛剛發生的災難的慘烈程度。

投在廣島的「小男孩」原子彈複製品,位於美國空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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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回家的途中,世界開始意識到廣島發生了甚麼事。由B-29轟炸機「艾諾拉.蓋號」(Enola Gay)投下的「小男孩」原子彈當場炸死了約8萬人,還有許多人在隨後的幾天和幾週內死去。
他於8月8日早晨抵達長崎,並直接去了醫院。他的燒傷非常嚴重,甚至一位現在是醫生的老同學一開始都沒認出他來。回到家後,連他的母親都以為自己看到了鬼魂。
三日內兩度爆炸
儘管身體狀況很差,他還是在第二天早晨去三菱長崎辦事處上班了。上午11點左右,他正在向上司彙報他在廣島的所見所聞:強光、巨響、徹底的毀滅。主管顯得難以置信。一顆炸彈怎麼可能摧毀整座城市?
就在那時,歷史重演了。外面燃起了一道新的白光。在衝擊波震碎窗戶、將玻璃和碎片拋入辦公室的前幾秒,山口撲倒在地。
後來,他在接受《獨立報》採訪時用一句話回憶了那一刻,這句話似乎濃縮了這種荒謬的處境:「我以為那朵蘑菇雲從廣島一直跟著我。」
投在長崎的原子彈比廣島的威力更大。儘管如此,這座城市多山的地形以及他所在建築的加固結構幫助緩衝了部分衝擊力。他身上的繃帶被爆炸的力量撕裂,再次暴露在強烈的輻射中,但他又一次活了下來。

相片顯示長崎當時一片頹垣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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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被毀的建築後,他在長崎奔跑著尋找妻兒。他們家有一部分已變成廢墟。不過,兩人都只受了輕傷逃過一劫。久子當時出門去為丈夫尋找治療燒傷的藥膏,爆炸發生時,她帶著嬰兒在一個隧道裡躲避。但也正是因為山口從廣島帶著傷回來,才使得妻子離開了家,令他們逃過一劫。
劫後餘生
先後兩次暴露於輻射,使他的健康在之後的日子裡急劇惡化。他開始掉頭髮,傷口惡化,手臂發生壞疽,嘔吐不止。8月15日,當裕仁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日本投降時,山口病得太重,已經感覺不到解脫或挫敗了。
「我甚麼感覺也沒有,」他後來告訴《泰晤士報》。「我既不傷心也不高興。我病得很重,發著燒,幾乎不吃不喝。我以為自己快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慢慢康復了。與許多其他遭受輻射的人不同,他成功重新過上安穩的日子。在日本被佔領期間,他曾擔任美軍的翻譯,當過老師,後來又回到了三菱做工程師。他和妻子後來又生了兩個女兒。
但倖存下來並不意味著毫髮無損。像許多「被爆者」(hibakusha,原子彈倖存者)一樣,他在幾十年裡一直忍受著後遺症的折磨。

1945年,B-29超級堡壘轟炸機「艾諾拉·蓋號」的機組人員在馬里亞納群島合影。美國陸軍航空兵飛行員保羅.W.蒂貝茨(Paul W. Tibbets)上校位於人群中央
據他的女兒山崎年子(Toshiko Yamasaki)在2011年的一次和平會議上所說:「我父親患有白內障,一隻耳朵失聰,患有白血球減少症(血液中白血球數量減少),戰後15年裡一直掉頭髮,並忍受著燒傷的後遺症。」他的妻子和兒子也遭受到輻射的長期影響,後來都死於癌症。
從沉默到作證
多年來,山口一直避免公開談論他的遭遇。他寫詩,將記憶深藏心底。他的家人擔心,他的形象甚至可能被用來淡化核武器的恐怖。「我們全家都反對,」山崎年子在提到父親可能在社會活動中扮演公眾角色時解釋道。
這種擔憂的原因既簡單又令人痛苦。正如他女兒解釋,他們害怕外界覺得:「即使兩次暴露在輻射下,他依然很健康,所以原子彈也沒那麼可怕。」
然而,在2000年代,他出版了回憶錄並加入了反核運動。2006年,他前往紐約在聯合國發表演講,呼籲廢除核武。在那次演講中,他說:「經歷了兩次原子彈爆炸並倖存下來,我覺得談論這件事是我的宿命。」
山口彊並不是唯一在兩顆原子彈下倖存的人。據估計,大約有165人經歷了這兩次襲擊。
他的一些同事,如岩永明和佐藤邦義,在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時也在長崎。儘管如此,山口成為了一個特例:2009年,他成為唯一被日本政府官方認可的「雙重被爆者」(遭受兩次轟炸的人)。他在2010年去世,享年93歲,就在獲得這一官方認可的僅僅一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