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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偏見

「為甚麼視障人士只能做按摩?」這個問題,驅使自幼失明的梁嘉俊走上了一條不同的路。童年時,他因澳門沒有盲校,只能在明愛開設的臨時教室學習;成長中,他靠母親親手將教材譯成點字苦讀,最終取得心理輔導碩士學位。從事輔導工作13年的他,希望能突破社會框框,並積極倡議企業聘用殘障人士的補助政策。

李凱欣  Inês Lei

梁嘉俊在5歲時因青光眼失明。儘管在香港接受了手術,但仍未能恢復視力。他回到澳門後,無法像其他同齡兒童一樣正常上學。在90年代,澳門的資訊並不發達,他的家人直覺上認為應送他進盲人學校,但當時澳門並沒有這樣的機構。幾經輾轉,他的家人聯繫上其他視障兒童的家長。面對前路茫茫的困境,他們一同向時任澳門明愛總幹事的潘志明先生求助。

「當時潘先生就安排了明愛總部的一個房間作教室,聘請老師教我們。你說生活技能也好,說是一些雜項活動也罷,總之是安排各種活動,讓我們有機會適應群體生活。」

這個適應小組的上午課程,是仿照庇道學校一年級的課表來教學,下午則學習點字。課堂內容偶有調整,生活體驗也是重要一環。

「例如有同學病了請假,如果老師認為能照顧得過來,就可能會帶我們去文具店買文具,讓我們知道付錢是甚麼概念、分辨紙幣的手感;也會帶我們到街上,聽車聲來辨別方向,從而判斷車輛的距離。」

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網站的資料,現時除專責特殊教育的協同特殊教育學校外,所有官立學校及40所私立學校均參與融合教育計劃,接納有不同身體能力的學生,包括有聽覺、視覺、語言及其他障礙的人士。隸屬澳門仁慈堂的盲人重建中心為16歲或以上失明人士提供支援。

轉讀主流學校的挑戰與收穫

這個僅有3名學生的適應小組維持了兩年。潘志明認為,即使學生在這裡學習10年、20年,也無法獲得社會認可的學歷,於是游說家長讓孩子轉讀庇道學校。

最初,家長的保護心態很強:「他們會覺得我們在那裡會被人欺負,擔心社會無法接納我們。」除了怕孩子被同學捉弄,也擔心他們得不到適當的學習支援和老師的關顧。

最後,家長與明愛協商,決定先嘗試一個月。對於要從三個人的「認字班」轉到正規學校,梁嘉俊最初沒有特別想法。「正式轉校之後,才忽然發覺原來是一個如此廣闊的環境,不再是以前班房旁邊就有廁所、自成一個小角落的那種感覺。」雖然環境巨變,但他坦言自己能夠適應。

在校內最大的挑戰,是沒有點字教材。「這是我覺得做融合生最不公平的事,」他不禁質問,「為甚麼其他人讀書打開書本就能讀,我們讀書卻要先把書裡的每字每句抄成點字,才能開始溫習?」

為了追上進度,梁嘉俊的媽媽有時會在暑假提前借來教材,利用假期將它們翻譯成點字。他憶述:「其他人的暑假必然是在放假,或者其他人晚上做完功課就可以休息。」而他們的準備工作彷彿永遠做不完。

雖然過程艱辛,但庇道學校的「全納式教育」也帶來了珍貴的收穫——他學會了處事做人的觸覺。「就是可以適應許多視力健全、智力健全的同學,甚至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類型的同學,從中知道自己是甚麼角色,在人群中有何生存之道。例如了解人與人之間的脈絡,在共融的環境下感受人的情緒變化。如果不是在全納式的教育環境下長大,未必會有這種觸覺。」

堅持理想與突破社會框框

面對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童年,嘉俊形容,成長在「這種理性與感性之間的矛盾及悲觀與樂觀之間的掙扎。有時間接訓練我成為一個貼地的樂觀人。」

這樣的成長經歷,更讓他立志投入心理輔導和社會服務。「我覺得心理學是很好的學科,既可以發揮知識技能,又可以找到幫助他人的方式。」

然而,家人卻有不同看法,認為讀書未必對出路有幫助,學一門像按摩這樣的手藝更能保障就業。

讓梁嘉俊堅持下去的,是小學時讀過的一本書——由香港失明人士協進會會長、同為視障人士的莊陳有先生所著的《我看不見,但……》。事隔二十年,書中的精神依然讓他記憶猶新:「書中的精神就是:為甚麼視障人士一定只可以做按摩?為甚麼視障人士一定只可以學音樂?其實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按照我們的興趣學習?為何我們不能做知識型的事情?」

莊陳有努力爭取資源與平等的事蹟,對他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憑藉這份堅持,梁嘉俊最終於2012年從聖若瑟大學畢業,並繼續修讀了輔導與心理療法碩士學位課程。其後嘉俊在仁慈堂盲人重建中心擔任心理輔導員,至今已13年。

就業困境與政策倡議

梁嘉俊指出,目前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識不足,就業市場的觀念多年來未有進步。僱主一聽到要聘用視障人士,往往便有顧慮,擔心工作環境不適合,或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援。

「甚至乎現在僱主請人,通常不僅是做一件事。即請他回來做社工,還好可能要兼任活動協調員,更會期望他不只幫忙策劃活動,並都可以在活動前前後後幫到手……難道我請一個人回來,我們還要照顧你?」他形容僱主的心態可以理解,但並非所有視障人士都能明白。

面對視障人士的就業困境,梁嘉俊提出一項具體建議:當企業聘用一位身體障礙人士時,政府可提供補貼,鼓勵公司額外聘請一名輔助人員,以彌補該員工在工作上的不便。補助形式可以是補貼一半薪資,或提供一筆定額資助。

他舉例說明:若聘用一位肢體障礙的社工,他在進行家訪或外出工作時可能面臨困難。此時,公司便可動用這筆補助,聘請一位輔助人員,專門協助他處理體力或行動上無法自行完成的事務。

面對根本性的就業困境,梁嘉俊認為長遠而言,「提高認知」是一個需要持續推進的教育工程。他期望能對少年人、對小學生多做工作,透過更多的公民教育分享,讓下一代從小就知道如何與視障人士相處及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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