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葡英傳媒協會（AIPIM）主席安卡納（José Miguel Encarnação）表示：「若中央政府想推廣橫琴和大灣區9個城市，就必須為這方面的外語傳媒工作提供便利。」
– 關於與本澳當局的交流，您覺得他們有意協助外語傳媒在澳發展嗎？
安卡納 – 我們在交流中取得的進展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國安法修訂，一個是通行證。國安法的公眾諮詢後，我們比較了初稿和最終版本後，我們發現本協會提議修改的地方有所完善。我不是說這是因為我們協會的緣故。我相信其他媒體或傳媒協會也有作出類似方面的建議。
另一方面的進展就是現行的來往內地通行證。我們之前曾就此事與保安司司長和司法警察局局長進行磋商。
我們多年來一直在爭取更便捷進入內地。當知道外籍港澳永久居民將可獲發5年期多次出入境內地簽證時，我們曾與外交部駐澳特派員交流傾談這一事宜。事實上，這對外籍港澳永久居民出入內地更加便捷，然而對之後申請多次出入境簽證的記者來說，幫助不大。
當正式公佈港澳外籍永久居民可申請5年期的來往內地通行證時，我們曾接觸中聯辦。他們向我們表示，政策將適用於記者，不會有差別待遇，他們只需簽署聲明，表示不會在使用通行證期間進行任何傳媒專業活動。但即使如此，若他們想做報導，亦可就個別採訪提出特殊申請。這些都是經過多年鍥而不捨的對話的成果。
顯然，若對報導大灣區的需求開始增加，最終一定會有一種解決方案，例如我們可以在廣東省內採訪，而無需提交相關要求。這些都要一步一步來。我們必須建立互信的關係，才能讓事情有所進展。
更重要的是，若中央政府想推廣橫琴和大灣區9個城市，就必須為這方面的傳媒工作提供便利。
兩三年前，有人說澳門各傳媒的編採方針都是一樣，有這麼多傳媒也沒有意義，但事實不是這樣
– 葡語傳媒能否繼續發展？
安 – 首先，沒有政府的支持，本地媒體根本無法生存。在澳門，隨著賭權開放，我們曾有過一個黃金時期，當時的資助被視為補貼多於救生圈。隨著疫情的出現，黃金時期不再，資助變成了救生圈。
廣告的投放仍未達到那個黃金時期的水平，也不知道能否再次達到。我不認為繼續補貼媒體有任何壞處。至於資助標準是否正確，我不清楚，因為我不是老闆，只有他們能說。
除了資助，我認為政府可以投放更多廣告。限制記者工作的不是資助，而是人。澳門是個非常小的城市，人際複雜，大家往往都會自我審查。
– 您說在2022年開始第一屆任期時，覺得新聞界處於低潮。您如何看今天澳門外語新聞界的現況？
安 – 自從我就職以來，我學到了一件事：每位記者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是件好事。有些人看法非常負面，有些人看法非常正面，有些人則較為中立。這與他們工作的機構有很大關係，因為顯然不是所有的機構都是一樣的，提供的條件也不盡相同。
有些機構的編輯方向記者會較易接受，有些則不然。總體來說，我敢說大家都認同澳門正在處於一個新動態的階段。
新一輪的政治週期顯然很大程度由中央政府主導。港澳無論有多大的自治權，總會有一些方面由北京決定。我不是在日報工作，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也沒有深入了解每間傳媒的編輯路線。但在歐盟最近一份有關澳門特區的報告中，並沒有提及新聞自由或表達自由這兩個經常被提到的概念。
這讓我覺得，在歐盟眼中，澳門的情況已有很大的改善，甚至沒有任何具體的侵犯或限制的例子。報告在談及國安法和與警方的溝通的問題時，只有兩次提到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這也不是我們的協會。
在國安法的問題上，法律的某些條文被認為不是很明確，於是當出現狀況時，很可能有很大的詮釋空間。
在與警方的溝通問題上，則提到每次進行扣押或拘留時，警方都沒有明確的解釋。顯然，改進的空間還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獲取消息的渠道，以及相關人員以更開放的態度向記者解釋事件。
新一輪的政治週期顯然很大程度由中央政府主導。港澳無論有多大的自治權，總會有一些方面由北京決定
– 您提到有些方面是由中央決定。您認為有紅線嗎？
安 – 我們必須了解每間媒體的編採方針，也必須意識到，記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僱員；他們的地位與其他受薪僱員並無任何不同。
媒體有自己的編採方針，定下基調。兩三年前，有人說澳門各傳媒的編採方針都是一樣，有這麼多傳媒也沒有意義，但事實不是這樣。
就政府而言，有的報章採取我們所謂較直接的編輯方針，而有些則較為討好或目中無人。這與報社負責人的敏感度有很大關係。這些傳媒有不同的讀者，而這也決定了他們的編採方針。
– 政府是否需要更有效的溝通？
安 – 在澳門，隔閡有時太大，以致於無法建立信任關係。記者白天工作，需要出新聞。若果沒有新聞，就費時失事。通常，報導新聞的壓力使記者只能在工作時間內利用自己手上所有的材料，但沒有所有應有的資訊。
溝通應該要更快速。當記者在早上向政府查詢時，部門應在24小時內回應。我認為這是較能接受的時間。你不能等上三四天或一個星期才出新聞。
當記者在早上向政府查詢時，部門應在24小時內回應
– 《出版法》自1990年起生效。是否應該審視修訂？
安 – 現行《出版法》是在葡萄牙出版法、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出版法的基礎上起草的，起草得非常好，所以至今仍然有效。
儘管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而且澳門政府一直傾向於將規管敏感問題的所有法律本地化，並考慮到中國內地的情況，但澳門政府一直也沒有意願對其進行任何修改。立法議員難以在不破壞現有法律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改革。
澳門葡英傳媒協會（AIPIM）主席安卡納（José Miguel Encarnação）認為，與政府建立「互信關係」有助為外籍記者爭取更多的採訪機會
– 回到澳門葡英傳媒協會的會務。您連任後有哪些目標？
安 – 當我們從上一屆理事會接任時，我們感到非常驚喜，因為我們發現這是一個組織非常有序、機制執行非常完善的協會，因此接任工作很容易。然而，我們意識到會員欠缺積極性，活動方面令人非常沮喪。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決定歡迎所有新聞從業員，無論他們是否我們的會員。
在此我們有兩個方向：一是繼續解決內部問題，二是更加開放，融入社會。這讓記者更能融入社會，更了解澳門的獨特性、某些限制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這些限制。我們有會員離開，但也有新會員加入。我們的會員數目實際上與我們接任時的人數相同。
因此，我們鞏固並加強了協會的溝通，不僅是內部溝通，還有外部交流，例如與政府，以及通過其他代表機構，例如中聯辦和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與中央政府的溝通。
其後，我們將進入另一個階段，那就是合作。我們一直都說，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合作性質的協會，而不只是一個批判或反對的協會。
– 有哪些活動已排上議程？
安 – 我們將繼續推動與傳媒協會和其他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代表機構進行對話交流。然後，我們希望延續一直在做的工作，就各種不同的主題舉辦講座。
培訓課程是上一屆任期的一大煩惱。因為疫情，且當時很多記者離開了澳門，又很難從外地邀請嘉賓，在任期結束時，我們只舉辦了一次。
但現在，在第二屆任期內，我們已經在培訓方面計劃了一系列的活動。我們也在準備在澳門申辦2025年的國際媒體管理學術協會（IMMAA）會議。這次會議必須與一間相關大學合作，這次原則上是聖若瑟大學，以及邀請澳門特區政府及有意參與會議的協會或私人機構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