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在介紹中提到，也許澳門不應如此着重填海。可以再詳細解釋一下嗎？
蘇雅塔．戈瓦達（Sujata Govada） – 基本上，我說的是澳門有很多填海區，但這是我能理解的。澳門的情況與香港略有不同，因為澳門的海水平均深度約為3公尺。即使沒有填海，也會有大量沉積物。我的主要觀點是，如果選擇填海，就必須確保所有新項目都經過深思熟慮，不會對環境造成太大影響，而且能為人們帶來更多好處。這樣才能真正與澳門相輔相成，讓城市變得更好。
社區參與也很重要，因此我提出了一些原則，就像我們在香港和菲律賓使用的原則一樣，我們將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公共部門、私營領域、學術界和社區聚集在一起，然後指出：這些都是關鍵的城市問題。
以我超過35年的經驗，我現在的感受之一是，只有為社會各階層帶來好處的項目和發展才是成功的。它們必須有利於社區，同時也有利於私營領域、政府和所有相關方面。
– 所以我們需要衡量這些項目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它們為和城市帶來的好處？
S.G. – 我們已經破壞了地球和環境。我說的不僅僅是在澳門，這是在全球也有發生。這是全球的現實。如果明天人類全部消失，地球就會安然無恙。但如果我們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不僅會破壞生態系統、生態環境，還會破壞動物系統和所有生命。身為人類，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自己生來就比其他所有物種都要高級，可以為所欲為。我認為長期以來的這種態度導致了我們在城市甚至郊外看到的許多問題。這就是我在澳門看到的，許多填海區。
一直以來，許多城市某程度都有填海，如波士頓、紐約等。在香港，過度填海成為了一個問題，港口變得越來越窄，水流變得越來越湍急。香港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因此人們開始憤怒、投訴或提起訴訟，要求政府不能再填海。我不認為澳門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但我認為澳門在與公眾溝通方面可以有所改進。
– 您建議如何提高公眾對這些問題的參與度？
S.G. – 或許可以透過教育和宣傳讓人們了解所有這些因素。歸根究底，每個人都希望過著幸福、健康的生活。但他們可能會問，規劃的結果是甚麼。換句話說，是誰得益？我認為這一點很需要關注，且需確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協商。政府的參與是必要的，但並不能所有都由政府主導。居民也需要成為利害關係人並參與其中，努力負責任地生活和行事。
– 新城A區將有2.8萬個公屋單位。從香港的類似項目中可以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S.G. – 我認為在香港，公共房屋被用作建造新的城市中心或開發區。隨著公共房屋建成，新的交通線也會推出。交通基礎設施是好的，但我認為香港發展了很多公共房屋，卻沒有其他配套；這已成為一個問題。換句話說，公共房屋的配套需要再等5年或10年才能完成。
在這段期間，公共房屋已有人入住，但區內卻沒有興建任何設施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以天水圍為例，這區是與私人機構共同規劃的。政府按計劃進行，但後來市場經濟崩潰，私人合作夥伴消失了。政府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並進行了項目，但由於私人機構是隨後才加入的，因此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混合發展對於該區居民的社區生活、工作和娛樂非常重要。這將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此外，還應該有不同的社會階層，也就是這些區域不應只滿足弱勢社群的需求。
– 根據您在香港的研究，澳門可以借鏡哪些例子來發展A區？
S.G. – 現在的情況是，人均佔用率應在5平方公尺左右。香港必須做得更好，新的城市計劃正在努力創造更多的開放空間。以吉隆坡或新加坡為例，其人均居住面積為15平方米，而香港平均不到3平方米。但香港在公共交通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認為澳門絕對可以借鏡香港的公共交通經驗。
– 您也提到需要為行人提供更多便利。澳門可以如何發展這方面？
S.G. – 與西方國家相比，香港人經常步行。人們幾乎不得不步行，這是件好事，但不是在所有地區都是一種愉快的體驗。香港和澳門也是非常安全的城市，儘管有了新的發展，澳門絕不能失去其小城的風情。海旁地區的交通應該更便利，更適合步行。我認為確實有必要減少使用汽車，轉向使用公共交通和步行系統，讓步行或騎單車成為一種公共交通方式。
我認為，疫情令人意識到了家庭、公共空間、健康和慢活的重要性。
你知道為何社區參與如此重要嗎？因為這是了解居民需要和問題的唯一方法。你可以是大公司的設計師，甚至是坐在政府辦公室的人，但只有了解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你才會知道到底大家共同遇到哪些問題。只有這樣，你才能設計出適合所有人的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