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政府宣佈一項措施通常都會伴隨爭議。從城內外，都因看到這座城市如何踐踏自身法律而令人越發顫慄。這一疫情加速了大約三年前開始的進程，表明澳門已不再是過去的澳門。
過去熟悉澳門的人今天已對澳門陌生。一些明顯的變化：空蕩蕩的街道、商鋪關門、不斷增加的失業人數、過去飽受批評的遊客潮都消失了，還有經濟的放緩。有些則逐漸惡化，如在過去三年內大步崩塌的法治。
祈東耀、何睿智、高禮華是本地為數不多（敢於）發聲的三位律師。他們解釋了政府如何以疫情為託辭違反法律。記者被指經常採訪「同樣的人」，但這只是體制惡化的徵兆之一，幾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澳門平台》「同樣」再採訪了這三位法學專家。他們指，行政部門利用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來實現已不在乎手段之目的：取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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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惡化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涉及行政和司法職能的政治化、權力分立的淡化和基本權利的剝奪。自澳門回歸以來，所有這一切都在發生」，祈東耀說。
他續指，在某些情況下，退化過程體現在製定了「相當危險」的法律規範，而這些規範的後果只會後知後覺。例如，他提到了《立法會選舉法》的新增內容，「透過該法能排除被認為不忠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基本法的候選人，明確地針對民主領域和獨立的勞工運動。它於 2016 年獲通過，但僅在2021年的選舉中用於將民主陣營和周銹芳名單的參選人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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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東耀說，過去三年是法治退化加速和急劇惡化的時期。在他看來，這一階段始於2019年，當時禁止「反香港警暴」的抗議活動。「疫情為澳門專政政府提供了新的機會和藉口，以加強對個人的控制和監督，中止或限制基本權利的行使，加劇歧視，削弱政治和社會反對派。」
疫情為澳門專政政府提供了新的機會和藉口，以加強對個人的控制和監督
律師祈東耀
何睿智認為，討論政府在這些措施的飄忽不定比討論其合法性更有意義，因為法院永遠不會討論後者。他說：「法院也不會討論政府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為了取悅北京，而不是人民。」
這位律師強調，政府的行動必須始終考慮不歧視、必要性、相稱性和適當性等不可侵犯的原則。「這些原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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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禮華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強調，各項政策應保護人民的健康，並始終要符合法律的規定，要與所涉及的危險和風險相稱。「如無確實的科學理由，限制行動自由、運動自由、集會自由及示威自由、動物權等權利，迫使某一國籍的公民甚至永久居民接受歧視性措施，是違反《基本法》的，不幸的是，這發生了」，他回憶道。
人民與北京
政府重申，人民及其福祉攸關重要。三名法律專家則認為政府將它們當作工具。何睿智認為，賀一誠領導的團隊所作的應對，造成的傷害似乎多於保護。首先是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傷害。但是，還有其他居民福祉的基礎受到影響，例如繁榮和經濟穩定、就業和行動自由。「政府早在幾週前就承認，隔離期沒有科學依據，這表明了其混亂程度，令人們厭倦了如此多的濫用和過度措施」。
據這位律師稱，公共福利不是首要關注的問題，而是自殺事件—自1月以來已有 53 宗自殺，接近2021 年（60 宗）、2020 年（76 宗）和 2019 年（66 宗）各年的總數；眾多家庭離開澳門，今年6月的失業率為3.4%，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量中小企歇業。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賭場總收入為260億澳門元，佔2019年的18%，這是2006年上半年以來最糟糕的半年。亞博滙首席執行官卓弈在該刊物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經歷了18年的輝煌之後，澳門不再是世界博彩中心。
高禮華重申，健康和福祉一直被用於達到與抗疫和保護公眾健康無關的目的。「很久以來我發現某些措施，一直以此為幌子謀求實現政治目的。 」
很久以來我發現某些措施一直以此為幌子謀求實現政治目的
律師高禮華
祈東耀稱，有些措施似乎足以預防和消除新冠病毒感染，例如在封閉的公共場所強制使用口罩、篩查疑似新冠病例、對進入澳門的人員進行酒店強制隔離，並暫時關閉某些場所。「當然，在承認這些措施的適合性時，我們也要考慮，鑑於目前的情況，它們是否真的有必要，以及它們本身或實施方式是否相稱，並充分尊重平等原則」，他提醒道。
此外，政府還推行了一些在「清零」基礎上實施的政策，但他認為這些政策是不必要的、不適度的，在某些情況下是歧視性的。他列舉了很多例子，這些例子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包括禁止舉辦「六四」展覽、集會及示威遊行、禁止外僱及外地學生再次進入澳門，但後來不包括來自中國內地的僱員和學生；禁止因家庭原因希望獲得居留權的人入境，並要求菲律賓公民每天進行兩次檢測。「所有這些措施明顯違反了《基本法》、《聯合聲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澳門的相關法律。」
除了上述決定外，祈東耀亦指出一些當局也沒有歸因於疫情的決定。「其中包括剝奪所謂的『非本地居民』的集會和示威權、禁止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集會或示威、對澳廣視的審查和排除某些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他強調道，「這一切都始於 2021 年。」
澳門所需的推動力
何睿智列舉了更多的例子：對民主派蘇嘉豪和鄭明軒的定罪；取消20名議員參選人的資格，這嚴重違反了法律和《基本法》；對新聞自由的限制越來越大；對言論自由的壓力 —「已轉化為示威權，並逐漸被剝奪」；針對誹謗和謠言的懲罰威脅；以及澳門的愛國者治理政策；「而不是由其人民自由管治。」
高禮華指出，《基本法》所保障的居民權利和自由的逐步削弱是疫情爆發之前就開始的。「此後，疫情催化下加深了這種政策，並成為加劇這種惡化的託辭。」
何睿智明確指出，對非居民社群的歧視以及行政措施的過度、不穩定和不一致，都表明了非民主制度的有害影響。「政府並不對市民負責，而是對「任命者」負責，因此，它傾向取悅北京。只有不存在令人擔憂的不穩定因素下，居民的聲音才會被聽到，這是非民主政權的最大禍害。「在任何先進的民主社會中，政府都不可能在如此多的錯誤、無能和矛盾中倖存下來」，他強調說。
在任何先進的民主社會中，政府都不可能在如此多的錯誤、無能和矛盾中倖存下來
律師何睿智
祈東耀則強調：「澳門基本權利遭受侵蝕的加劇，並不是來自清零政策本身，而是來自中央人民政府加強控制、脅迫和鎮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