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疫情的「福」 - Plataforma Media

託疫情的「福」

每當政府宣佈一項措施通常都會伴隨爭議。從城內外,都因看到這座城市如何踐踏自身法律而令人越發顫慄。這一疫情加速了大約三年前開始的進程,表明澳門已不再是過去的澳門。

過去熟悉澳門的人今天已對澳門陌生。一些明顯的變化:空蕩蕩的街道、商鋪關門、不斷增加的失業人數、過去飽受批評的遊客潮都消失了,還有經濟的放緩。有些則逐漸惡化,如在過去三年內大步崩塌的法治。

祈東耀、何睿智、高禮華是本地為數不多(敢於)發聲的三位律師。他們解釋了政府如何以疫情為託辭違反法律。記者被指經常採訪「同樣的人」,但這只是體制惡化的徵兆之一,幾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澳門平台》「同樣」再採訪了這三位法學專家。他們指,行政部門利用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來實現已不在乎手段之目的:取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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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惡化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涉及行政和司法職能的政治化、權力分立的淡化和基本權利的剝奪。自澳門回歸以來,所有這一切都在發生」,祈東耀說。

他續指,在某些情況下,退化過程體現在製定了「相當危險」的法律規範,而這些規範的後果只會後知後覺。例如,他提到了《立法會選舉法》的新增內容,「透過該法能排除被認為不忠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基本法的候選人,明確地針對民主領域和獨立的勞工運動。它於 2016 年獲通過,但僅在2021年的選舉中用於將民主陣營和周銹芳名單的參選人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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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東耀說,過去三年是法治退化加速和急劇惡化的時期。在他看來,這一階段始於2019年,當時禁止「反香港警暴」的抗議活動。「疫情為澳門專政政府提供了新的機會和藉口,以加強對個人的控制和監督,中止或限制基本權利的行使,加劇歧視,削弱政治和社會反對派。」

疫情為澳門專政政府提供了新的機會和藉口,以加強對個人的控制和監督

律師祈東耀

何睿智認為,討論政府在這些措施的飄忽不定比討論其合法性更有意義,因為法院永遠不會討論後者。他說:「法院也不會討論政府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為了取悅北京,而不是人民。」

這位律師強調,政府的行動必須始終考慮不歧視、必要性、相稱性和適當性等不可侵犯的原則。「這些原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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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禮華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強調,各項政策應保護人民的健康,並始終要符合法律的規定,要與所涉及的危險和風險相稱。「如無確實的科學理由,限制行動自由、運動自由、集會自由及示威自由、動物權等權利,迫使某一國籍的公民甚至永久居民接受歧視性措施,是違反《基本法》的,不幸的是,這發生了」,他回憶道。

人民與北京
政府重申,人民及其福祉攸關重要。三名法律專家則認為政府將它們當作工具。何睿智認為,賀一誠領導的團隊所作的應對,造成的傷害似乎多於保護。首先是心理和精神健康的傷害。但是,還有其他居民福祉的基礎受到影響,例如繁榮和經濟穩定、就業和行動自由。「政府早在幾週前就承認,隔離期沒有科學依據,這表明了其混亂程度,令人們厭倦了如此多的濫用和過度措施」。

據這位律師稱,公共福利不是首要關注的問題,而是自殺事件—自1月以來已有 53 宗自殺,接近2021 年(60 宗)、2020 年(76 宗)和 2019 年(66 宗)各年的總數;眾多家庭離開澳門,今年6月的失業率為3.4%,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大量中小企歇業。博彩監察協調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賭場總收入為260億澳門元,佔2019年的18%,這是2006年上半年以來最糟糕的半年。亞博滙首席執行官卓弈在該刊物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經歷了18年的輝煌之後,澳門不再是世界博彩中心。

高禮華重申,健康和福祉一直被用於達到與抗疫和保護公眾健康無關的目的。「很久以來我發現某些措施,一直以此為幌子謀求實現政治目的。 」

很久以來我發現某些措施一直以此為幌子謀求實現政治目的

律師高禮華

祈東耀稱,有些措施似乎足以預防和消除新冠病毒感染,例如在封閉的公共場所強制使用口罩、篩查疑似新冠病例、對進入澳門的人員進行酒店強制隔離,並暫時關閉某些場所。「當然,在承認這些措施的適合性時,我們也要考慮,鑑於目前的情況,它們是否真的有必要,以及它們本身或實施方式是否相稱,並充分尊重平等原則」,他提醒道。

此外,政府還推行了一些在「清零」基礎上實施的政策,但他認為這些政策是不必要的、不適度的,在某些情況下是歧視性的。他列舉了很多例子,這些例子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包括禁止舉辦「六四」展覽、集會及示威遊行、禁止外僱及外地學生再次進入澳門,但後來不包括來自中國內地的僱員和學生;禁止因家庭原因希望獲得居留權的人入境,並要求菲律賓公民每天進行兩次檢測。「所有這些措施明顯違反了《基本法》、《聯合聲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澳門的相關法律。」

除了上述決定外,祈東耀亦指出一些當局也沒有歸因於疫情的決定。「其中包括剝奪所謂的『非本地居民』的集會和示威權、禁止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集會或示威、對澳廣視的審查和排除某些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他強調道,「這一切都始於 2021 年。」

澳門所需的推動力
何睿智列舉了更多的例子:對民主派蘇嘉豪和鄭明軒的定罪;取消20名議員參選人的資格,這嚴重違反了法律和《基本法》;對新聞自由的限制越來越大;對言論自由的壓力 —「已轉化為示威權,並逐漸被剝奪」;針對誹謗和謠言的懲罰威脅;以及澳門的愛國者治理政策;「而不是由其人民自由管治。」

高禮華指出,《基本法》所保障的居民權利和自由的逐步削弱是疫情爆發之前就開始的。「此後,疫情催化下加深了這種政策,並成為加劇這種惡化的託辭。」

何睿智明確指出,對非居民社群的歧視以及行政措施的過度、不穩定和不一致,都表明了非民主制度的有害影響。「政府並不對市民負責,而是對「任命者」負責,因此,它傾向取悅北京。只有不存在令人擔憂的不穩定因素下,居民的聲音才會被聽到,這是非民主政權的最大禍害。「在任何先進的民主社會中,政府都不可能在如此多的錯誤、無能和矛盾中倖存下來」,他強調說。

在任何先進的民主社會中,政府都不可能在如此多的錯誤、無能和矛盾中倖存下來

律師何睿智

祈東耀則強調:「澳門基本權利遭受侵蝕的加劇,並不是來自清零政策本身,而是來自中央人民政府加強控制、脅迫和鎮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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