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港澳兩地青年的國民認同，最近以民調為基礎的研究已指出，當香港新世代的本土認同越發與國族認同衝突，澳門青年仍然呈現穩定的「雙重認同」狀態，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始終佔據主流。
換句話，澳門的國民教育相較香港成功。但事情真是如此？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莊璟珉，曾在2018年發表研究探討港澳兩地國民教育的發展與差異，他指出兩地的國民教育長期和公民教育互為表裡，而兩地國民／公民教育的差異又與社會實際發展有關。
香港相對澳門更複雜的社會形勢，最終也形塑了更迂迴的國教軌跡。
回歸前：做個好公民 先為己後為人
回歸前香港的公民教育改革始終保守。1985年，港英政府首次出台「公民教育指引（The Civic Education Guidelines）」，卻被外界批判過度去政治化與保守。細究指引內容，大部份圍繞個人的權利與責任，不涉及社會現實政治，對民主、人權、法治的教育也相對不鼓勵。這樣的教育取向卻正對北京胃口。
學者認為，正是殖民晚期港英政府在公民教育上不完全的改革，讓北京較順利進行回歸過渡工作，因為即使殖民晚期香港不乏反對回歸的聲音，大體上社會主流仍是所謂的「經濟動物」，與北京想要推廣的愛國教育看似沒有衝突。
相對地，澳門在回歸前的公民教育改革更是落後，既難以找到如香港般明確的公民教育指引，此時的學校背景也相對複雜，如親共紅底學校與天主教學校各據山頭，各自有著不同的教育與政治取向。澳葡政府難以統一課綱。
這個情況在回歸後急速轉變。
回歸後：在晚間新聞前先聽國歌
「馬照跑、舞照跳」大抵仍貼合香港回歸初期。直到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明確表示香港要強化青年的國家認同後，教育局隨即展開一連串公民與國教改革。
先是在2008年，教育局出台「德育及公民教育修正框架（Revised Framework of Moraland Civic Education）」，鼓勵老師的公民教育方向應該讓學生的生活與國家產生連結；兩年後，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正式將「德育與國民教育」取代原來的「德育與公民教育」，公民被去掉了，並要求學校提升國民教育的教學比重，以進一步培養國民認同。
一個叫公民教育但實際也是國民教育的課綱如此形成。
另一方面，澳門的公民／國民教育改革某程度在走香港舊路。回歸後，公民教育的教課書一般由澳門教青局與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整體的公民教育取向則與香港相似，既強調個人的「負責任公民」角色，卻仍然很少鼓勵討論爭議性的社會議題。
可能的解釋：社會結構不同
對於港澳國民教育成效的不同，第一個原因可能與社會運動有關。自回歸開始，香港從未缺乏身份認同相關的社會爭議。2003年百萬港人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06-07年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抗爭、09年反高鐵興建抗議、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2014年佔領運動，當然還有2019年的反修例抗議等。
作為一個生活在資訊自由社會的香港青年，面對這些社會事件確實難以回避，並全盤接受學校所教。結果，我們知道本土分裂訴求在這個脈絡下出現，中央則是以強硬的手段回應（如國教改革）。
澳門的情況是如何呢？如果說導致國民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應該在社會中尋找，可以想像澳門國民教育必定受建制與保守力量主導。
澳門盛行社團政治與侍從主義（Clientelism）。簡單來說，社會與政治領域，大部分由親政府的工會、商團、街坊會和同鄉會主導，這些組織樂於也積極傳遞愛國教育。
例如澳門最大的工會組織「工聯」，每年均舉辦祖國週等展覽活動；來自同鄉會的立法會議員，三不五時提案身份證要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教育要結合黨史等國教政策；澳門第一學府澳門大學也不敢怠慢，在2015年抗日70週年，舉行盛大的「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活動。各建制社團相當落力搞好愛國教育。
無論如何，香港的國教改革仍要比澳門多變與波折，青年世代的國族認同，自然也非一面倒，而是相當變動，甚至對抗。
*澳門學16號作者
